离婚答辩词送到哪里去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在冯某涉嫌强奸一案中，律师事务所征得被告人冯某的同意，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冯某犯强奸罪没有意见。现根据本案案情，现提出辩护意见如下：一、被告人冯某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被告人犯罪时未满18岁，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作为未成年人，不能完全明辨是非，对于犯罪后果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深刻的悔罪表现。被告人冯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认罪态度一直很好，能如实稳定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这从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及其到案后的几次讯问笔录同被害人讯问笔录比较，都表明无论是在公安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公诉阶段还是法庭审理阶段，被告人都能主动，积极配合侦查人员的侦查、讯问，毫无保留的陈述案件的来龙去脉。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 三、冯某的犯罪行为是一时冲动所致，是偶犯、也是初犯，犯此罪前无前科，一惯表现较好。当然冲动之下实施的犯罪行为也应负刑事责任，但这种行为具有偶发性，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性较轻。同时冯某系初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一再深表悔过，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改过自新。而且其犯罪前品行一直很好，从未有过违法犯罪记录。四、从侦查机关对被害人的询问笔录里可以看出，被害人意思陈述清楚，对发生的事是记忆犹新，这也与其处于醉酒状态毫无防卫能力不相符合。也就是说被害人对被告冯某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因此可以说被告并没有完全违背被害人的意志，或者至少她没有完全排斥。如果被害人真的不愿意，即便没有喝酒之后性防范能力欠缺，被告的对她的这种侵犯，应该有本能的反抗或喊叫行为，至少在当时情况下应该有所反抗。而且在事发后，受害人和被告人还在一起吃住，受害人也没有及时报警。辩护人的意思是恳请法庭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本案定罪量刑上应当要和那些完全违背妇女意志的，用威胁，或其他暴力方法强奸的行为区别开来。五、本案的发生，受害人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原因。从本案证据来看，受害人与本案被告认识的时间很短，深更半夜出去与人喝酒，而且在喝的醉醺醺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要求被告送其回家，而是去与这两个没有认识多久的男子共睡一张床上。受害人应当考虑到她的举动将极有有可能引诱性犯罪的发生，我们在遗憾受害人没有一点自我保护的意识的同时，也应看到受害人自身行为的不检点也是导致本案发生的重要因素。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犯罪事实的证据也只是被告的口供、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口供。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强奸罪的直接证据只有言辞证据（被害人的控告和被告人的供述），没有任何物证等证据予以证实。言辞证据是一种主观随意性强、稳定性差、极富情感化的证据，将其作为定案依据证明效力相对较弱。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人依然认罪伏法，有此也证明被告人悔过的诚意，对此希望法庭能够予以考虑。综上所述，被告人冯某其主观恶性小，且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属未成年人，其认罪态度较好，具有坦白和悔罪表现，而且其行为危害性相对较小，没有采取恶劣手段，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恳请法庭应充分考虑以上诸多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给被告人一个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徐某的委托，指派律师、律师担任涉嫌贩卖毒品罪的被告人徐某的辩护人。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并根据本案的基本情况，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敬请贵院充分予以考虑，依法予以采纳。一、被告人被指控的第1-9起贩毒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排除被告人没有贩卖冰毒的合理怀疑，应当不予认定。1、宋某第二次询问笔录缺失，完整性（真实性）有异议。宋某笔录前后矛盾，如果第二次笔录能与某次相一致，对于查明本案事实具有重大意义，辩护人申请法院调取宋某第二次询问笔录。2、对第一、三、五次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1）次数矛盾。宋某第一次询问笔录说“买过四次冰毒”；第三次说“给他转过九次钱，买过六七次冰毒”；第五次笔录说“大约买过十几次冰毒”、“微信转账都是买冰毒的”。宋某第五次笔录给出的解释是“公安机关抓我那次...喝酒了记不大清楚”，但：①第一次笔录中，侦查机关没有记载宋某喝过酒；②第一、三、五次笔录均不同，宋某没有对第三次笔录为何不同作出解释；③宋某第一次笔录说第2次买了0.7克，第3次买了0.5克，数量精确，不像是因喝酒而记忆混乱的人的陈述，反而是第五次只说一包两包或大约1克2克，说不准准确数量，相比之下第5次笔录记不清的可能性更大。（2）转账用途矛盾：转账是否全部用来购毒前后冲突。宋某向被告人转账10次，第一次笔录说购买了4次毒品；没有对另外6次转账用途作出解释；第三次笔录说购毒6、7次，没有对其它2、3次转账用途做出解释；当日抓捕被告人之后的第5次笔录，又说是十几次，然而这次证言与公安机关调出的转帐单的金额、日期完全一致，宋某的这次笔录，很可能是一边看着金额一边对应着日期作出的，该证言的可信度很低。另外，根据被告人补充侦查笔录，宋某买过他的烟、欠他的钱、两人有矛盾，宋某给被告人的转账是否用于买烟或还钱，是无法查清的事实，对此不能仅凭宋某第5次的证言就认定是毒资，而应当存疑并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关于黄XX故意杀人一案故意杀人罪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胜开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黄XX的委托，指派我担任上诉人黄XX的二审辩护人。经过对案件材料的仔细查阅和认真分析研究，辩护人对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南市刑一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关于上诉人黄XX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持不同看法，认为该判决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且量刑过重。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一、上诉人的犯罪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应当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定罪量刑。 1、上诉人没有杀人的动机和目的，没有杀人的故意。 根据《刑法》第232条之规定，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因此，查清上诉人是否存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目的?上诉人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即究竟是杀人的故意还是伤害的故意?这将是对本案作出正确定性和公正判决的重要依据。而要查清上述问题，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和情节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客观的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认定，只有这样，才能对上诉人正确地定罪量刑。为此，辩护人认为，本案应结合案发前上诉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到案件发生的起因、案件发生过程、上诉人的心理反应、被害人受上诉人伤害的损伤程度和被害人的死因(即死因不明)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判断，以确定上诉人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对上诉人正确地予以定罪量刑。 -首先，上诉人黄XX与被害人李XX在案发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二人之间并不存在激烈的矛盾，更无仇恨(这在一审审理中已经查明)。 -其次，上诉人与被害人在一起吸食毒品后，因毒资问题发生争吵，即被害人向上诉人索要300元毒资，上诉人当时没钱支付，表示改天再给，并称更何况被害人也还欠有上诉人一些钱，但被害人坚决不同意而发生争执。上诉人一时气不过，且由于“吸了毒后比较冲动，就拿起放在床底的铁锤敲了他(即被害人)一下”，这是案件发生的起因。但此时，并不能认定上诉人有杀害被害人的动机和目的，也不能认定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应当只是上诉人出于气愤，在毒品的刺激下，要教训一下被害人而已，即只是存在伤害被害人的故意。因为，作为本案作案工具的铁锤，并不是上诉人为了杀害被害人而准备的，而是为了追回被传销头目王XX骗去的十几万元钱，准备和王XX打架用的，但后来因架没有打成，上诉人就把铁锤放到了床底下，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杀害被害人的预谋，这在一审审理中已经查明。结合一审法院已审理查明的上诉人与被害人在案发前并不存在激烈的矛盾，更无仇恨的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当时上诉人应当是没有杀害被害人的动机和目的的，上诉人怎会为了免付300元毒资而临时起意杀害被害人?上诉人在毒品刺激下因争吵而用并非事前准备好的铁锤敲被害人并致其死亡(死亡原因未能确定，还可能是另有它因)，应该是偶然的而并非事前有预谋的伤害行为。同时，也很难理解在双方相互打斗过程中，一个吸食了毒品，并受毒品强烈刺激，导致精神状态严重恍惚而又异常兴奋的人，会在瞬间内发生从一般伤害意念到杀人故意的重大转变。因此，上诉人对被害人的侵害应当并不是出于杀人的故意。 -再次，就案件发生的过程来看，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李XX被打中后，就拿起旁边的烟灰缸向我砸过来，击中我的头部后掉在地上碎了，我看到他反抗，担心他打我”，“就拿起铁锤朝他的喉咙上横敲了一下，然后就连续对着他的头顶敲了两下”，“又往他胸部敲了两下”，但不能就此认定上诉人具有杀人的故意。辩护人认为，这应是上诉人在毒品的刺激作用下导致行为难以自控而持续进行的伤害行为，其并没有刻意追求具体的击打部位，而是打对哪算哪，这敲打行为是随意的而不是刻意的，其目的无非只是为了达到治服对方，使上诉人自己免受打击而已，或许更符合一个人在吸食毒品后导致精神恍惚而又兴奋的状态下的心理反应。 -最后，从被害人受上诉人伤害的损伤程度和被害人的死因(即死因不明)来看，上诉人也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根据案件材料中，XX医科大学《法医病理学检验报告》的第2点分析意见，即“无名氏(亦即被害人)颅脑的机械性损伤严重程度可以认定为属于非绝对致命性损伤”，“建议有关各方综合案件中的所有材料分析后再对被害人的死亡原因以及死亡经过做出最后判断”;以及XX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的第3点分析意见，即“表明死者生前头部曾受伤，但就其损伤不足以说明死者的死因……躯干部分除了分尸形成的损伤外未能发现其他明显的暴力损伤”。这两个结论表明，被害人受上诉人伤害的损伤并不存在致命性的情形，被害人的死亡可能另有它因，但不得而知。这种情况不应是出于故意杀人主观心态而实施犯罪行为所应出现的结果。即恰恰说明了上诉人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而是在被害人存在其他致死原因的情况下，由于上诉人的伤害行为而加速其死亡而已。因为，如果上诉人当时是出于杀人的主观故意的话，那么对被害人的侵害下手必然猛、重、狠，且不会在被害人倒地后仅敲其胸部而已，被害人在上诉人持铁锤击打之下也决不会只出现“属于非绝对致命性损伤”、“躯干部分除了分尸形成的损伤外未能发现其他明显的暴力损伤”及说明不了被害人死因的情况。试问，如果上诉人是出于故意杀人主观心理而手持铁锤实施杀人行为，被害人所受的损伤能没有致命性的吗?能说明不了死者的死因吗?这正说明了上诉人的加害行为应当只是出于一种带有随意性的伤害故意。-因此，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没有杀人的动机和目的，没有杀人的故意。 2、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犯罪性质的认定缺乏充分依据，尚可置疑。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有意淡化本案发生的起因和发生过程，对一些关键情节，对被害人死因不明的事实避而不谈，有失客观公允，导致在认定上诉人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上出现偏差。第一，如前所述，上诉人没有杀人的动机和目的。然而，一审判决在缺乏足够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便认定上诉人因支付毒资问题而“临时起意实施杀人的行为，不影响其杀人动机和目的的形成”，显然依据不足。 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叙述：上诉人黄XX约被害人李XX一起吸食毒品后，“两人因支付毒资问题发生争吵，黄XX遂持铁锤敲打李XX头部和胸腹部，致使李XX死亡”。在理由部分，一审判决描述：“经查，被告人黄XX明知用铁锤敲打他人头部会造成死亡的后果，且多次供述其作案时被害人李XX反击，其很气愤，干脆把李XX杀死。”于是认定上诉人“目的明显，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人的行为”，从而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决所谓查明的上述事实，实际上有意淡化了本案发生的起因和发生过程，对一些关键情节，对被害人的死因(即死因不明)避而不谈，“干脆把李XX杀死”的描述更是上诉人从未供述过的。这样，无疑加重了上诉人的主观恶性，也使得在认定上诉人主观犯意上出现偏差，这对上诉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是有失客观公允的。在辩护人看来，这样对事实的认定，即只因为存在双方因支付毒资问题发生争执和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便认定上诉人有杀人的动机和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未免牵强附会、主观臆断，是有失慎重的。统观全部案卷材料，始终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具有杀人的故意，我们绝不能仅凭上诉人与被害人因毒资问题发生争执，以及被害人死亡的事实就轻易认定上诉人具有杀人的动机和目的。 -第二，公诉人提供的XX医科大学《法医病理学检验报告》和XX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等证据已经证实，被害人受上诉人侵害，不存在致命性损伤，而是死因不明。这说明了上诉人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因此，一审判决无视被害人受上诉人伤害的损伤程度和被害人死因不明的事实，仅凭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便认定上诉人具有杀人的故意及存在杀人的客观行为，缺乏充分依据，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本案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是不科学的，是违背法理的，对上诉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如此定性，有失慎重，实可置疑，难以使之成为铁案。 -综上，根据本案客观事实，辩护人认为，上诉人不具有杀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并且只有明显的伤害被害人的行为，而无明显的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因此，上诉人的犯罪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应当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定罪量刑。 -二、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明显量刑过重。 -1、一审法院在被害人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上诉人死刑立即执行，未免有失慎重，量刑过重。XX医科大学《法医病理学检验报告》(检验号：F071228)证实了被害人头颅曾经遭受过机械性暴力作用，但是属于非绝对致命性损伤;同时建议有关各方综合案件中的所有材料分析后再对被害人的死亡原因以及死亡经过做出最后判断。XX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南公刑法尸字【2007】253号《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也证实：死者生前头部曾受伤，但就其损伤不足以说明死者的死因……躯干部分除了分尸形成的损伤外未能发现其他明显的暴力损伤。而上诉人分尸抛弃的行为则是在被害人死亡后的第二天，上诉人清醒之后，惊慌之下因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才临时进行的(当然，上诉人分尸抛弃的行为是错误的)。据此可见，被害人的死因并不明确，无法确定上诉人的侵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亦即无法确定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是因上诉人的侵害直接所致。因此，在被害人死因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不应判定上诉人的行为已经达到了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至少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能得出唯一结论的情况下，不应当判处上诉人死刑立即执行，以坚持贯彻国家“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2、上诉人的主观恶性不深，本案是事出有因。 -本案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上诉人和被害人在吸食毒品后，因争吵打斗而引起悲剧的发生。我们都知道人在吸食毒品后，精神状态会出现恍惚，同时遇到刺激又会异常兴奋，而意志能力却会受到限制，导致行为往往难以自控，上诉人因被害人的回击而加深毒品刺激，在精神既恍惚又兴奋的状态下持续对被害人进行侵害。当然，这并不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但显然具有某种可以理解的因素。同时，是应当指出上诉人吸食毒品的行为本身确属违法行为，但就本案而言，其主观恶性还不是很深。此情节希望二审法院在量刑时能给予重视。 -3、案发后，上诉人能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好，其供述和现场指认行为前后连贯，互相印证，使得案件的查处始终处在一个主动的环境中。同时，上诉人也一度表示，希望能对被害人家属给予一定的赔偿，表现了真诚的认罪悔罪态度。对此，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在量刑时能够予以考虑，对上诉人酌情从轻处罚。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法律是威严的，上诉人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重大危害，也给被害人的家属造成了极大的情感伤害，上诉人为此也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受到法律严厉的惩处。但法律也是公平的，上诉人理应受到公正的对待。结合案件事实，根据刑法上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上诉人罪不应至死，且本案还存在尚可置疑、值得商榷之处，在量刑上更应慎之又慎。人死不能复生，人命关天，审慎为先。谨此，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能够基于“少杀慎杀”、“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充分考虑辩护人的意见，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对上诉人予以从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法庭予以采纳。辩护人：XXX-律师2009 年 6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