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从来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临时工”。在现代社会，一线行政领域中出现“临时工”，显然有违法治理念。可是，从基层治理生态角度上说，“临时工”不仅是必须存在的，且还有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传统国家对官员数量的控制甚为敏感，认为这会增加百姓负担，因此，正式官员一直比较精简。但是，这却为非正式行政提供了广泛空间。
在各类执法机构，一些半正式的辅助人员也一直存在，且具有极强的政治合法性。公安工作要走群众路线是新中国公安系统的工作法宝，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实践中充分发挥群众性组织的作用，治保会、治安联防队在社会治安管理中发挥了基础作用。
典型如治安联防和城管，它本来是群众路线的产物，符合群众观点，但是，随着城市扩张，熟人社会的基础单位制的破解，半正式行政的优越性已不复存在，反而会造成严重问题。
基本上，一线行政中的“临时工”面临的不是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而是背后的理念错乱的问题。从“临时工”的政治合法性来说，它是历史上的简约治理传统和群众路线的产物，并且，为人民服务至今还是一线行政的宗旨。在“临时工”出现行政瑕疵伊始，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依法行政”的理念，试图通过行政理性化和法治来约束这些一线行政人员。从理论上说，依法行政和为人民服务不应该冲突，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处处显得不相适应。
为人民服务基本上是一个积极行政理念，强调实质正义，因此，早期的治安联防队和城管协管，在一线执法中的“临时工”身份彰显不出来，都在积极地办案、管理城市，因为，为人民服务可不分“临时工”还是“正式工”。为了将行政事务办好，对程序的要求并不那么严格，出现一些行政瑕疵，只要没有恶意，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法治基本上是消极行政理念，其核心在于防止滥权，消除行政瑕疵，因此，并不鼓励积极行政，也极为强调程序正义。因为“临时工”没有执法权，其一线行政实践中的身份反而得到了凸显。某种意义上，越是强调其“非法”身份，就容易出现行政瑕疵。
客观上说，街头执法的复杂性，导致了执法权的行使并不可能那么严格；此外，街头执法领域，对积极行政的需求极大，执法人员如不主动介入，街头秩序就难以管理。因此，几乎所有行政部门，无论是出于理念，还是出于现实需求，对群众路线的呼唤要比法治来得切实一些。协警和协管都属于辅助性岗位，他们没有执法权，但是，由于执法力量有限，正式执法人员要有效执法，基本上依赖于“临时工”，某种意义上，正式执法人员有意让渡其部分权力给“临时工”。
从逻辑上看，一些行政部门有意让“临时工”在最前线行政执法，的确有让“临时工”当替罪羊的考虑。因为，街头执法极为复杂，是最容易出现行政瑕疵的领域，即便是正式执法人员，也不可避免出错。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错位，正式行政人员在法治观念的引导下，尽量避免出现行政过错，最安全的方法是消极行政，而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让“临时工”冲上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