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小伤大医久医，增加医疗费用。实践中，受害人为能主张更多的医疗费用，凭借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小病大养、轻伤久医。如无住院治疗的必要，要求住院治疗；口服药物即可，要求输液治疗，甚至出现“长期挂床”的行为，延长治疗时间。
二是过度用药检查，虚增医疗费用。在受害人的医疗费用中，检查费和药物费往往所占比例较高。对于受害人的检查是否合理、有无检查的必要以及用药是否合理是医疗费审查的难点。实践中，部分患者过度重复检查、过度用药，增加了不合理的医药开支。
三是伤病合并治疗，添附无关联用药。一些受害人在治疗之前已经患有某种疾病，在侵权行为之后出现原发病症的发作或加重，或者长期进行慢性疾病的治疗。在纠纷发生后，借机将新旧病症的治疗费用合并，开具“搭车药物”，增加无关联药物支出。
四是擅自转院治疗，扩大必要开支。实践中，一些受害人或家属不按医嘱的要求、不办理转院手续或者没有转院指征的情况下，主动转院到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治疗，增加了不合理的转院开支。
五是选用高价药品和医疗器械，增加医疗费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价格具有较大弹性，不同药品、医疗器械因为材质、产地、进口与否、生产厂家的差异，实际价格可能相差悬殊。一些患者不考虑本地的一般消费水平和实际情况，盲目选择高价药品和器械，增加不必要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