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经济上供养是指物质和金钱上的供给，用以保障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基本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生活上照料是指对老年人的起居、饮食、睡眠、活动、安全、居住条件以及卫生条件、心理状况等诸多方面的策划、安排与照顾，使老年人的生活无现实上的障碍亦无后顾之忧。精神上慰藉是指与老年人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听取老年人的心声，减轻老年人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让老年人感受到天伦之乐和生活踏实，保持老年人的愉悦心情，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赡养人的赡养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或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2.赡养方式之间的关系
精神赡养既是满足被赡养人自尊的需要，亦是满足被赡养人对子女期待和亲情的需要。倘若赡养人精神赡养做得好，被赡养人心情愉悦，生活质量提高，则更有利于身心健康，可以相对地减少赡养人的经济支出，减轻生活上照料的负担。如若赡养人精神赡养做得不好或不尽精神赡养义务，赡养义务变得物质化或纯物质化，被赡养人得不到亲情的呵护，对子女的期望得不到应有的回馈和反应，感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关爱，心灵得不到安慰，只能与孤独相伴、与寂寞为伍，长期处于身心不平衡状态，此种状态下若要保证赡养质量的整体水平，必然导致赡养人经济上支出的增加和生活上照料负担的加重。
本案两审判决均以情理交融的方式告诫赡养人，被赡养人入住托老院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赡养人精神赡养义务做得不够亦是被赡养人入住托老院的重要原因之一。要维持被赡养人的生活质量，保持被赡养人的身心健康，适当增加赡养人的经济支出，法律是支持的，赡养人应予以理解和自觉履行。
3.裁判的导向作用
赡养人的赡养义务具有道德性、传统性和法律强制性。精神赡养被写进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具有了法律强制性，但精神赡养的强制执行无疑是摆在执法者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难题。
笔者认为，一方面，精神赡养作为法律强制性规定，其最大的功能是它的宣示和导向作用，该条款时时告诫赡养人，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精神赡养是法定赡养义务的重要内容，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即是违法，不仅受到社会的否定评价，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对因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精神赡养义务造成赡养人经济支出增加或赡养人的生活照料负担加重的，人民法院应依法支持被赡养人的请求。支持的幅度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赡养人违反精神赡养的程度;二是赡养人的实际经济负担能力;三是被赡养人的要求是否超出了社会的普遍认知。判决的说理要有情有义，以教育感化及赡养人能够接受为原则，避免死板地套用法律。最佳的效果是促使赡养人在履行生效判决的同时能够进行思考和反省，从而达到自觉履行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三位一体的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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