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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
　　把握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需在明确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的关系的基础上，从正确理解我国刑事构罪的证明标准着手，最终完成对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的正确把握。
　　
（一）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的关系及我国刑事构罪证明标准
　　所谓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2]从证明标准的概念可看出，一方面，证明标准决定证据标准，也就是说，有怎么样的证明标准就必须有怎么样的证据标准，另一方面，证明标准的达到必须通过证据标准来实现。
　　有关我国刑事构罪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如下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129条对侦查终结的要求是：“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对提起公诉的规定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提起公诉。”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对有罪判决作出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包括侦查终结）后移送、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在证明标准上是一致的，都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中的“证据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证据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学者用“定案证据查证属实”、“证据之间、证据与已证实的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惟一性”这几个标准进行衡量，其实就是要求侦查、、审判人员在认定犯罪时要遵循“理性”的要求，而理性与真理并不等同，理性认识不一定能够完全符合案件的真实，因此，“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能定位在“最大程度的盖然性”上面。[3]而所谓“最大程度的盖然性”，其含义用形象性语言表达就是一方提供的证据总量达到最大程度的可能性的状态，如果用数字来体现的话，笔者认为，这种“最大程度”应当确定在90%-95％之间。也许这种说法不一定科学，但其中的基本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
　　
（二）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及罪证据标准确立的可能性、必要性
　　从证明标准决定证据标准，以及我国刑事构罪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可以得出，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也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构罪证明标准上的一致性，决定了构罪证据标准的要求上具有一致性，也就为确立统一的罪证据标准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已经知道，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笔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总体性的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并没有为判断主体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设定明确的幅度和标准，虽然，为了解决可操作性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辅助性要求与标准，如不矛盾，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证明结论具有排他性、惟一性等等，但是，对于犯罪，这个具有自身独特证据特点与案件特点的特殊个体，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把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往往还是由承办人员，根据个人的法学知识和法律意识去掌握，这无疑增加了该类案件各诉讼阶段的分岐，影响了办案效果。因此，确立罪证据标准，十分必要，其必要性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有利于准确认定罪。罪证据标准有利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罪的特征，全面把握认定罪的证据链，抓住定罪的关键环节。从而保证认定罪的准确性。二是便于司法操作。罪证据标准可强化司法人员头脑中罪的犯罪构成观念，从而以强烈的刑法理念去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同时，也使司法人员的证据观念理性化，证据系统简明化，应用方法便易化，有利于提高认定罪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利于统一认识。在认定犯罪过程中，侦查、、审判，由于诉讼环节与认识角度的不同，经常会出现异议与分歧，罪证据标准可使侦查、、审判对认定罪的证据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从而保证案件的认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