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第二种情形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人能否适用《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对于当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可以口头传唤”呢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当场不等于现场。《现代汉语词典》注释：当场，就在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现场，发生案件或事故的场所以及该场所在发生案件或事故时的状况。从词义可以看出，当场既包括发生案件场所的那个地方和时候，也包括发生案件场所以外的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条例》之所以规定“当场发现”，而不是“现场发现”，并不是立法者不懂“当场”和“现场”的不同，而是已经考虑到执法实际的情况。因此，如果把“口头传唤”仅局限于“现场发现”，那是不符合《条例》规定传唤措施立法本意的。
第二，用书面传唤合法而不合理。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特殊规范，要充分发挥效能，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就必须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开展立法和执法活动。公安民警在日常开展的各种职务活动中，不可能时刻怀揣辖区所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传唤证，在这种情况下当面发现需要传唤到案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如机械照搬“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需要传唤的，使用传唤证”的规定，一则不可能让违法行为人呆在原地，等到单位开具传唤证后再将其传唤到公安机关；二则势必造成违反治安管理的人继续逃避处罚，不利于打击违法活动。
第三，不采取措施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传唤到案是公安民警失职。治安案件发生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并不都能在案件现场被查获，公安民警在日常下社区、治安巡逻等职务活动中，经常会当面发现一些未及时到案的治安违法行为人，这时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违法人员将有继续逃脱躲避处罚的可能。作为一般的群众都有义务将违法人员扭送到公安机关，而身负维护社会治安重任的公安民警，如果不能采取“口头传唤”的方式将治安违法人员传唤到公安机关，打击违法活动就会拘泥于一纸《传唤证》。
第四，采取先“口头传唤”后“书面传唤”的做法，表面合法实际违法。执法实践中，对非发案现场当面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都是采取果断的“口头传唤”方式将其传唤到公安机关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到公安机关之后，又让其在《传唤证》上签名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连续实施两次传唤，这样做有悖《条例》以及有关使用治安传唤的规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