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的实益。
债权转让通知的目的是防止债务人错误清偿。因应现实需求，在保护债务人的同时，应允许受让人作出通知。兼顾不同价值，本文认为，受让人所作通知应满足内容、方式等方面的要求，促使债务人产生合理信赖。
合理信赖标准固然充分保护了债务人，但矛盾相伴而生：“合理信赖”对于当事人来说并非客观确定之标准，即使受让人提出的证据至为充分，债务人为彻底避免自身风险，仍有可能要求受让人请让与人作出确认或者交由法院裁决，程序上的拖沓似乎与本文所提“允许受让人通知有助于债权高效流转，促进受让人权利实现”之观点相冲突;换言之，如果允许受让人作出通知，但结果仍是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需待让与人或者法院一锤定音，那么赋予受让人通知资格有何实际意义?
澄清上述疑问，需对受让人作出通知这一行为的法律意义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笼统地讲，受让人作出债权转让通知，意在使债务人受其拘束(《合同法》第80条第1款第2句“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条分缕析，此种意涵可细分为三方面：其一，受让人作为新的债权人进行权利的宣示和主张;其二，受让人提示债务人不得再向让与人履行;其三，受让人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本文以为，这三方面的意涵反映了受让人在实现债权这一目标下的多种细分利益，但每种细分利益对债务人的影响并不相同，决定了法律保护受让人与债务人权益的平衡点当相应区别。
首先，“受让人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是通知对债务人施加的积极负担，其影响是造成债务人财产的减少，因而关涉债务人的核心利益，须对债务人予以充分保护。前文阐述的“合理信赖标准”着眼即在于此：在债务人未对受让人所作通知产生合理信赖之前，债务人可拒绝向受让人履行。
其次，“提示债务人不得再向让与人履行”是通知对债务人施加的消极负担，意在提高债务人对谨慎确定履行对象的注意义务。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至少不应肆意无视通知而草率地向原债权人履行，此为理性人之常情，也是诚实信用原则对债务人的内在要求，所以该注意义务不应以合理信赖为前提。具体来讲，受让人通知到达债务人后，即使债务人对通知存有异议，也不得轻易再向让与人履行，否则该给付不能消灭其对受让人的债务。就此而言，受让人作出通知具有保全债权的作用。
最后，但可能最为重要的是，自受让人角度观察，通知是其宣示和主张权利的手段，而权利宣示和主张仅因受让人的自由意志发生与完成，与债权转让通知系为防止债务人错误清偿之目的无涉，亦与债务人是否合理信赖无关。这意味着，受让人作出通知，即生权利宣示和主张的效果，并取得与之相伴的利益。实践中，这种利益典型体现在诉讼时效上：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第1款)，诉讼时效中断既属债权主张之后果，则不受债务人对通知提出异议的影响;也就是说，只要债权转让真实，诉讼时效中断的时点就应确定为受让人通知首次到达债务人之日，而非债务人对通知产生合理信赖之时。可见，允许受让人作出通知，受让人可取得两个时点之间的期限利益，而此无疑助益于债权的保障与实现。
由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债权转让是可以由受让人提出的，在之前的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也对债权转让的情形进行了规定，但是，在新颁发的民法总则债权转让已经被删除。由此可以看出，诸如合同法等规定债权转让的法规，会再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