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因为受人教唆抢劫，求一份将抢劫寻衅滋事辩护词

辩护人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才能罚当其罪。
一、三名犯罪嫌疑人均不具有抢劫的主观故意。
1、虽然三名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但其主观故意是诈骗。其通过假扮和尚，免费向路人赠符，骗得他人签名，以索要香火钱的名义来获取钱财，本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虽实施了轻微暴力，其目的在于给被害人施加压力，以尽快的实现其骗取钱财的目的，而非抢劫。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实施抢劫，完全可以用快速、简洁的方法将被害人的所有现金和一切值钱物抢走，而不必与被害人纠缠不休，且在拿到被害人200元后，却还找了其10元。这说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上并没有抢劫的故意。
2、本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本存在获取更多财物的机会，但却没有占有更多的财物。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实施抢劫，那么所获财物自然是越多越好，而不会像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所表现的对财物的放弃，本案犯罪嫌疑人在拿到被害人200元后，却还找了其10元。
二、在对人身侵害的暴力程度上，本案三犯罪嫌疑人只采取了轻微的暴力，对被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低，不具备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威胁程度。
抢劫罪作为刑法中的重罪，其构成要件是相当严格的，暴力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强制及身体强制应当是明显的。因为抢劫罪的本质是通过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取财物，暴力必须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除了交出财物别无选择。司法实践中，对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达到抑制一般人反抗的程度，常通过考察暴力、胁迫的程度、手段、时间、场所、对象、作案工具，以及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人数、年龄、性别等因素，以一般人的标准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件发生在3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南城百货恒波手机店门口，此时此地人来人往，人流量大，在不到两米的地方，就有卖红薯的人，这样的环境下，轻微的暴力行为根本不能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和不敢反抗的境地。被害人完全可以选择呼救、报警等方式来阻止犯罪嫌疑人的无理纠缠，而被害人从始至终均没有呼救。
犯罪嫌疑人未携带和使用任何作案工具，也未对被害人实施语言威胁，其间虽使用了轻微的暴力，但尚不足以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被害人的伤经鉴定未达轻微伤，这不仅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犯罪嫌疑人没有以暴力手段劫取财产的主观故意，同时证明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程度是非常轻微的，对受害人无生命和健康上的威胁。这种暴力威胁程度与抢劫罪中“强行抢劫财物”的行为还是有区别的，更符合寻衅滋事罪所要求的“不以严重侵犯他人人权利的方法强拿硬要财物”的法律特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转化型抢劫的认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但使用暴力致人轻微伤以上后果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可见，在行为人未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时，暴力的伤害后果是认定抢劫罪的情节之一，且必需达轻微伤以上后果。而本案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行为，获取财物只有190元，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致人伤害未达轻微伤，所以不应认定为抢劫罪。
三、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权衡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才能罚当其罪。
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但是其只不过是从纷繁芜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很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的做到罪刑相适应，《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予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以轻微的暴力行为索要少量财物的行为，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其未必就达到应处以抢劫罪的刑罚标准。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不但要分析某行为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
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将任何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无论是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分则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之所以规定 “对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轻微暴力强抢少量财物的行为，一般不宜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特征的，可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其原因在于以轻微的暴力行为索要少量财物的行为，对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侵害程度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未达到抢劫罪的标准。但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直接以抢劫处理又不符合我国罪刑相适原则，不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又不处以刑罚又不足以打击犯罪时，不得以退而求其次，在刑法分则中寻找犯罪构成相类似的罪名予以处罚，以此来弥补法律的漏洞。寻衅滋事罪犯罪构成与抢劫罪相类似，寻衅滋事罪客观上也表现为强拿硬要公私财物的特征，但其行为程度较抢劫罪低，一般不以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方法强拿硬要公私财物，寻衅滋事罪是一种轻罪，用寻衅滋事罪处以刑罚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本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与抢劫罪相似，但三名犯罪嫌疑人没有预谋抢劫，没有抢劫的主观故意，没有携带凶器，也未对被害人实施语言威胁，其间虽使用了轻微的暴力，但尚不足以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未达到抢劫罪的标准，不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权衡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犯罪嫌疑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量刑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以，请求人民检察院对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