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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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是大陆法系特别是德、日刑法犯罪过失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司法实务在处理职务、业务活动的责任事故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我国学者对此理论探讨的不多，司法实务中尚未自觉运用这些理论。因此，合理借鉴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危险分配的概念及理论发展所谓危险的分配，是德、日刑法理论中以“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为理论基础，在“过失犯处罚减轻合理化”口号下提出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从事危险的业务或者事务时，参与者应当以相互间的信赖为基础，对于该业务或事务所发生的危险，相互间予以合理的分配，就各自分担的部分予以确切地实施，相互间分担回避危险，使危险减轻或者消除。危险的分配的理论，虽然从客观上说，是对涉及危险业务、事务的当事人应当合理地分担对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的注意义务，但其理论的重点，学者认为，并不在于危险预见义务的分担，而在于由此可能实现消除危险（注：参见［日］大谷实：《危险的分配与信赖原则》，载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109页。）。然而，从刑事责任的分担上，无疑危险的分配要涉及到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回避义务依据何种原则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为回避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科以参与者在从事危险业务、事务活动中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对一方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多，则对另一方就应当要求的少，反之亦然。例如，驾驶汽车撞死了行人，就该事故论及有关人员的过失时，就必须考虑驾驶员和行人各自负有什么样的注意义务，是哪一方违反了注意义务。为保障交通安全，应当科以驾驶者和行人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要求驾驶者的注意义务多，则要求行人的义务就少，相反，要求行人的注意义务多，对驾驶者就应要求的义务少。那么，应以什么样的原则合理的分配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从其实践以及理论发展的情况来看，应当说直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通常是基于行为人各自的法律地位，以“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注：［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为根据，对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与多少。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司法实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与危险的分配理论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日本，随着社会对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不同评价，危险分配的理论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在第二次前的日本社会，汽车持有的数量少，道路及交通设施也极不完备，道路狭窄，没有行车与行人道的区别，只是在主要路口设置交通信号灯，行人亦不太讲究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务中几乎就不承认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地位，因而强调对行人安全的保障，在社会观念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妥。所以，就科以驾驶者广泛的注意义务，对行人则要求极少的注意义务，给予行人相当的行动自由。当发生事故时，大都会认为是驾驶者的责任。例如，在日本大正时期，大审院的判决作过如下说明：“汽车的驾驶者在操纵汽车时，应当努力注意警戒道路的前方，防危害于未然，乃是其业务上当然的义务。在汽车行驶中，有人横穿马路，渐渐接近时，只鸣笛、减速尚不够，还应当注意行人的态度、姿势等其他情况，采取随时都得以停车的措施，使用避免急遽危害的方法，留有防危害于未然的余地。”还有判例要求驾驶者暂时停车，待行人通过后再启动行驶。如果驾驶者违反了上述注意义务，就应当构成业务上的过失致死罪。对于科以驾驶者如此广泛的注意义务，从而使汽车不能发挥其作为高速交通工具作用这一点，司法实务中虽然有明确的认识，但却认为：“如果因为驾驶者缺乏上述业务上的注意，使其操纵的汽车冲撞了行人，产生了死亡结果时，就应当构成业务上过失致死罪，即令因此而使具有高速度的汽车丧失其本来的机能，也不能免除其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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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是大陆法系特别是德、日刑法犯罪过失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司法实务在处理职务、业务活动的责任事故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我国学者对此理论探讨的不多，司法实务中尚未自觉运用这些理论。因此，合理借鉴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危险分配的概念及理论发展所谓危险的分配，是德、日刑法理论中以“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为理论基础，在“过失犯处罚减轻合理化”口号下提出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从事危险的业务或者事务时，参与者应当以相互间的信赖为基础，对于该业务或事务所发生的危险，相互间予以合理的分配，就各自分担的部分予以确切地实施，相互间分担回避危险，使危险减轻或者消除。危险的分配的理论，虽然从客观上说，是对涉及危险业务、事务的当事人应当合理地分担对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的注意义务，但其理论的重点，学者认为，并不在于危险预见义务的分担，而在于由此可能实现消除危险（注：参见［日］大谷实：《危险的分配与信赖原则》，载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109页。）。然而，从刑事责任的分担上，无疑危险的分配要涉及到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回避义务依据何种原则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为回避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科以参与者在从事危险业务、事务活动中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对一方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多，则对另一方就应当要求的少，反之亦然。例如，驾驶汽车撞死了行人，就该事故论及有关人员的过失时，就必须考虑驾驶员和行人各自负有什么样的注意义务，是哪一方违反了注意义务。为保障交通安全，应当科以驾驶者和行人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要求驾驶者的注意义务多，则要求行人的义务就少，相反，要求行人的注意义务多，对驾驶者就应要求的义务少。那么，应以什么样的原则合理的分配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从其实践以及理论发展的情况来看，应当说直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通常是基于行为人各自的法律地位，以“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注：［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为根据，对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与多少。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司法实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与危险的分配理论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日本，随着社会对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不同评价，危险分配的理论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在第二次前的日本社会，汽车持有的数量少，道路及交通设施也极不完备，道路狭窄，没有行车与行人道的区别，只是在主要路口设置交通信号灯，行人亦不太讲究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务中几乎就不承认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地位，因而强调对行人安全的保障，在社会观念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妥。所以，就科以驾驶者广泛的注意义务，对行人则要求极少的注意义务，给予行人相当的行动自由。当发生事故时，大都会认为是驾驶者的责任。例如，在日本大正时期，大审院的判决作过如下说明：“汽车的驾驶者在操纵汽车时，应当努力注意警戒道路的前方，防危害于未然，乃是其业务上当然的义务。在汽车行驶中，有人横穿马路，渐渐接近时，只鸣笛、减速尚不够，还应当注意行人的态度、姿势等其他情况，采取随时都得以停车的措施，使用避免急遽危害的方法，留有防危害于未然的余地。”还有判例要求驾驶者暂时停车，待行人通过后再启动行驶。如果驾驶者违反了上述注意义务，就应当构成业务上的过失致死罪。对于科以驾驶者如此广泛的注意义务，从而使汽车不能发挥其作为高速交通工具作用这一点，司法实务中虽然有明确的认识，但却认为：“如果因为驾驶者缺乏上述业务上的注意，使其操纵的汽车冲撞了行人，产生了死亡结果时，就应当构成业务上过失致死罪，即令因此而使具有高速度的汽车丧失其本来的机能，也不能免除其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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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是大陆法系特别是德、日刑法犯罪过失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司法实务在处理职务、业务活动的责任事故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我国学者对此理论探讨的不多，司法实务中尚未自觉运用这些理论。因此，合理借鉴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危险分配的概念及理论发展所谓危险的分配，是德、日刑法理论中以“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为理论基础，在“过失犯处罚减轻合理化”口号下提出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从事危险的业务或者事务时，参与者应当以相互间的信赖为基础，对于该业务或事务所发生的危险，相互间予以合理的分配，就各自分担的部分予以确切地实施，相互间分担回避危险，使危险减轻或者消除。危险的分配的理论，虽然从客观上说，是对涉及危险业务、事务的当事人应当合理地分担对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的注意义务，但其理论的重点，学者认为，并不在于危险预见义务的分担，而在于由此可能实现消除危险（注：参见［日］大谷实：《危险的分配与信赖原则》，载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109页。）。然而，从刑事责任的分担上，无疑危险的分配要涉及到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回避义务依据何种原则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为回避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科以参与者在从事危险业务、事务活动中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对一方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多，则对另一方就应当要求的少，反之亦然。例如，驾驶汽车撞死了行人，就该事故论及有关人员的过失时，就必须考虑驾驶员和行人各自负有什么样的注意义务，是哪一方违反了注意义务。为保障交通安全，应当科以驾驶者和行人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要求驾驶者的注意义务多，则要求行人的义务就少，相反，要求行人的注意义务多，对驾驶者就应要求的义务少。那么，应以什么样的原则合理的分配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从其实践以及理论发展的情况来看，应当说直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通常是基于行为人各自的法律地位，以“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注：［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为根据，对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与多少。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司法实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与危险的分配理论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日本，随着社会对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不同评价，危险分配的理论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在第二次前的日本社会，汽车持有的数量少，道路及交通设施也极不完备，道路狭窄，没有行车与行人道的区别，只是在主要路口设置交通信号灯，行人亦不太讲究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务中几乎就不承认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地位，因而强调对行人安全的保障，在社会观念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妥。所以，就科以驾驶者广泛的注意义务，对行人则要求极少的注意义务，给予行人相当的行动自由。当发生事故时，大都会认为是驾驶者的责任。例如，在日本大正时期，大审院的判决作过如下说明：“汽车的驾驶者在操纵汽车时，应当努力注意警戒道路的前方，防危害于未然，乃是其业务上当然的义务。在汽车行驶中，有人横穿马路，渐渐接近时，只鸣笛、减速尚不够，还应当注意行人的态度、姿势等其他情况，采取随时都得以停车的措施，使用避免急遽危害的方法，留有防危害于未然的余地。”还有判例要求驾驶者暂时停车，待行人通过后再启动行驶。如果驾驶者违反了上述注意义务，就应当构成业务上的过失致死罪。对于科以驾驶者如此广泛的注意义务，从而使汽车不能发挥其作为高速交通工具作用这一点，司法实务中虽然有明确的认识，但却认为：“如果因为驾驶者缺乏上述业务上的注意，使其操纵的汽车冲撞了行人，产生了死亡结果时，就应当构成业务上过失致死罪，即令因此而使具有高速度的汽车丧失其本来的机能，也不能免除其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