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侵权人选择诉讼管辖地难。
被侵权人难于选择诉讼管辖地，主要是指当侵权发生在异地时，被侵权人无法在其所在地诉请司法救济。
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案件是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 1998年最高法院在其法(1998)65号《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民事诉讼法》的上述管辖规定再次予以强调，称：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原告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从而明确否定了在原告住所地行使诉讼司法管辖权。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的此项规定和最高法院的上述纪要在实践上和法理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而使受异地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合法经营企业一开始就面临着不利的局面。
笔者认为，这些规定显然在实践上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和司法力量的分布现状，从而不尽合理地限制了受害人的诉讼权利。
在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中，受侵害的一方一般为大中型企业，有的甚至是国际知名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处在大城市或发达地区，毋庸置疑，在这些地区我国的司法力量也相对较强。而侵权的一般为小型企业或乡镇企业，有的甚至还未经工商登记，这些企业又大多处在边远或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司法力量相对而言也较弱。而这些小型企业规模虽然不大，但对当地的经济以及劳动就业等方面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因此，除非原、被告同处一地，否则出于对某些地方尚存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顾忌，作为受害人的原告一般不希望到被告(侵权企业)住所地去打官司，这样原告就只能选择侵权行为地来进行诉讼。但若被告仅是在其住所地，或者是在离原告甚远的地区进行其侵权产品的营销活动，那对原告而言诉讼仍然十分困难。选择到相距遥远的小城市去进行诉讼，不仅会增加调查取证的难度和负担高额的诉讼费用，更为重要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涉及诸多知识产权问题，而对这方面纠纷的审理无疑是一项专业性强、难度较高的司法审判工作，在一些法制建设相对来说不十分完善，有的甚至尚未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的地区，又如何让人对其裁判水准抱有信心正因如此，许多遭受侵害的企业往往宁愿哑巴吃黄莲”，也不想轻涉无把握之诉讼。在我所接触的当事人中，抱有此种想法的不在少数。照此发展，不仅受害企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而且侵权者的气焰会越加嚣张，这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2、原告取证难。
在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中，调查取证工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诉讼的赢和输。与其他侵权纠纷不同，反不正当竞争的侵权证据几乎全都凭原告的主动取证活动来获得。而原告的所谓调查取证工作又基本上是通过其代理人即律师或法院的保全措施来进行。但平心而论，目前无论是律师的调查还是法院的证据保全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尽如人意的状况。
首先，律师调查取证难。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令律师界难堪的老问题：中国律师究竟又没有调查取证权。
说中国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显然不符合事实，《律师法》等法律都明文规定律师有这项权利。但是任何权利的行使都需要通过相对义务人的履行义务的行为才得以实现。同时这些义务必须是法定义务，如果仅仅是设定了法定权利，而无相应的法定义务，那么相对义务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自觉地履行所谓的义务。于是，相对的权利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在反不正当竞争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利益对抗的激烈程度超过一般经济纠纷，有些案件审理的结果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存问题，而侵权证据一般都掌握侵权者手中，由于缺乏相应强制力保障，律师根本无法有效地行使其调查取证的权利。在本人代理的瑞典伊萨伯格·瑞特公司诉广东中山古镇德宝厂等企业不正当竞争一案中，为了取得侵权证据，我不得不深入侵权者戒备森严的经营场所，冒着极大的风险与侵权者周旋。这种状况无疑大大减弱了律师作为一名社会法律工作者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能力。而作为唯一的独立于政府机构以外的社会法律力量的律师，其执业能力的任何消减，势必导致法制力量的比例失衡，影响一国的法制质量。有关部门应重视这一问题，尽快制订出相应的法规来切实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以使我国律师能够称职地担当其社会赋予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