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上分析，检察机关的定性并无明显不妥。我国
刑法规定
滥用职权罪，并没有明确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而是按照结果判定。依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滥用职权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重伤3人以上,或轻伤9人以上，或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即构成
立案标准，处3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伤亡达到前款规定人数3倍以上或“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构成“情节特别严重”，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滥用职权罪原本就包含了致人伤亡的结果，暴力执法致人死亡并不按照普通的
故意伤害罪追责。
但量刑上的差异却难以经得起比较和检验。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相比，滥用职权致人死亡即便具有主观故意，其犯罪的危害性明显更大，但在量刑时却比故意伤害罪还轻，容易落得“官民不平等”的质疑。刑法还规定有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监所人员虐待被监管人罪，这两类罪名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最高刑为死刑。犯罪行为和危害后果一样，但由于治安警察不是司法工作人员或监所人员，就出现量刑幅度上的天壤之别，刑责明显失衡必然冲击刑法的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