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体证据主要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这种“最大程度”应当确定在90%-95％之间。也许这种说法不一定科学，但其中的基本意思是明确的，那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二）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及受贿罪证据标准确立的可能性、必要性从证明标准决定证据标准，以及我国刑事构罪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可以得出，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也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罪证明标准上的一致性，决定了构罪证据标准的要求上具有一致性，也就为确立统一的受贿罪证据标准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已经知道，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笔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总体性的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并没有为判断主体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设定明确的幅度和标准，虽然，为了解决可操作性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辅助性要求与标准，如不矛盾，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证明结论具有排他性、惟一性等等，但是，对于受贿犯罪，这个具有自身独特证据特点与案件特点的特殊个体，在案件过程中，把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往往还是由承人员，根据个人的法学知识和法律意识去掌握，这无疑增加了该类案件各诉讼阶段的分岐，影响了案效果。因此，确立受贿罪证据标准，十分必要，其必要性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有利于准确认定受贿罪。受贿罪证据标准有利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受贿罪的特征，全面把握认定受贿罪的证据链，抓住定罪的关键环节。从而保证认定受贿罪的准确性。二是便于司法操作。受贿罪证据标准可强化司法人员头脑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观念，从而以强烈的刑法理念去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同时，也使司法人员的证据观念理性化，证据系统简明化，应用方法便易化，有利于提高认定受贿罪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利于统一认识。在认定受贿犯罪过程中，侦查、起诉、审判，由于诉讼环节与认识角度的不同，经常会出现异议与分歧，受贿罪证据标准可使侦查、起诉、审判对认定受贿罪的证据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从而保证受贿案件的认定质量。

内体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把握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需在明确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的关系的基础上，从正确理解我国刑事构罪的证明标准着手，最终完成对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的正确把握。（一）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的关系及我国刑事构罪证明标准所谓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2]从证明标准的概念可看出，一方面，证明标准决定证据标准，也就是说，有怎么样的证明标准就必须有怎么样的证据标准，另一方面，证明标准的达到必须通过证据标准来实现。有关我国刑事构罪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如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29条对侦查终结的要求是：“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对提起公诉的规定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对法院有罪判决作出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包括检察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在证明标准上是一致的，都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中的“证据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证据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学者用“定案证据查证属实”、“证据之间、证据与已证实的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惟一性”这几个标准进行衡量，其实就是要求侦查、起诉、审判人员在认定犯罪时要遵循“理性”的要求，而理性与真理并不等同，理性认识不一定能够完全符合案件的真实，因此，“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能定位在“最大程度的盖然性”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