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连破！律师如何为当事人挽回权益？

在法律的世界里，每一个案件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邓泳怡从2021年开始执业，虽执业时间不长，但已有十余年法律行业从业经验，处理过各类案件100余起，在不少复杂案件中展现出了专业能力。

有一起未成年人秦某诈骗上诉案。2023年2月起，秦某以江门市两处房屋为据点，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仍利用网关、光猫和固定电话为诈骗人员架设、维护设备。原审被告人张某受雇于秦某，负责其中一处据点的设备架设与维护，为诈骗人员远程拨打电话实施诈骗提供通讯传输技术支持。诈骗人员冒充“客服人员”，以注销网贷额度、消除不良征信等名义诱导被害人转账，期间共骗取5名被害人资金合计144万余元，其中张某负责的设备关联涉案金额38万余元。案发后，秦某、张某被抓获，现场缴获作案工具及秦某违法所得7万元，二人已赔偿部分被害人并取得谅解。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秦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同时判决缴获赃款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责令秦某退赔剩余经济损失136万余元，张某与秦某共同退赔部分被害人剩余损失。秦某对一审量刑及退赔金额认定不服，提出上诉。

邓泳怡接受指派后，第一时间会见秦某，详细了解案件事实及一审审理情况，全面梳理案卷材料。她明确本案二审核心争议焦点：一是原判对秦某的量刑是否适当；二是原判认定秦某的退赔金额是否合理。为精准开展辩护工作，她重点围绕秦某的从犯地位、未成年人身份、认罪悔罪态度、退赔情况等量刑情节，以及违法所得与退赔义务的关联性展开分析，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制定辩护策略，拟写上诉辩护意见。

二审庭审中，检察机关出庭发表意见，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泳怡针对核心争议焦点充分发表辩护意见：其一，秦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系从犯，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且已积极退赔部分损失，具备多项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其二，网络诈骗共同犯罪中，从犯的退赔义务应按其非法获利数额确定，而非承担共同犯罪总额的退赔责任，原判责令秦某退赔136万余元不当。她结合本案证据，清晰阐释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有力支撑辩护观点。最终，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她关于退赔金额的辩护意见，改判缴获的秦某违法所得7万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还有一起信用卡纠纷再审案。当事人孙女士因与吝某的婚姻关系，被银行以信用卡纠纷诉至法院，原审法院判决孙女士对吝某的85000元本金及利息、律师费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邓泳怡接手案件后，经详细梳理案情，发现原审判决存在多处关键错误。银行据以主张孙女士承担责任的《共同借款承诺书》系伪造，孙女士明确否认签署过该文件，且银行当庭承认办理业务时未按规定面签，无法确认“孙女士”签名的真实性；该关键承诺书在原审庭审中并未实际举证、质证，原审法院却径直以此作为定案依据，违反证据采信规则；原审送达程序严重违法，孙女士长期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某单位工作，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并非下落不明，但原审法院先后向其非居住地址、非工作地址邮寄文书，在送达失败后未穷尽送达手段即公告送达并缺席判决，直接剥夺了孙女士的辩论权与质证权；案涉借款150000元远超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吝某亦当庭确认未告知孙女士借款事宜，借款用于个人与朋友资金周转，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

为帮助孙女士推翻错判，邓泳怡迅速制定再审策略。一方面，收集整理孙女士的社保缴纳记录、工作打卡记录，证明其原审期间具备正常送达条件，不存在下落不明情形，直指原审送达程序违法；另一方面，提交司法鉴定相关材料，证明案涉承诺书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结合银行未面签的自认，强化承诺书系伪造的主张；同时，结合孙女士与吝某已于2022年9月协议离婚、约定各自债务自行承担的事实，进一步佐证案涉债务与孙女士无关。最终，银行主动向法院申请撤回对孙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孙女士成功摆脱不实连带清偿责任。

另外一起劳动争议二审案也颇为典型。曾先生在广东某建设公司承建的工地工作时受伤，被认定为工伤。一审法院判令该公司向曾先生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护理费、病假工资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款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不服金额共计101184.97元。公司上诉理由核心有二：一是一审判决支付停工留薪期护理费错误，主张曾先生未提供护理医嘱或护理期鉴定报告，其脚部受伤不代表生活不能自理，且后期住院系治疗自身疾病，相关护理与工伤无关；二是一审判决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错误，主张双方并非劳动关系，曾先生系唐某聘请，公司仅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即便存在劳动关系，因曾先生工作不满一个月即受伤，双方缺乏签订合同的客观条件，且工伤后无劳动所得，不应支付二倍工资差额。

邓泳怡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梳理二审核心争议焦点，全面核查一审案卷材料及上诉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制定辩护策略。针对护理费争议，她重点论证曾先生停工留薪期生活不能自理的事实依据及用人单位未举证已提供护理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针对二倍工资差额争议，她从劳动关系成立的核心证据入手，明确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因劳动者工伤而免除，且停工留薪期工资属于工资组成部分，应作为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依据。庭审中，她清晰回应上诉人全部上诉主张，精准出示关键证据，全面阐释诉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曾先生保住了一审判决支持的全部核心权益。

律师价值

在上述案件中，邓泳怡展现出了多方面的独特作用。在未成年人秦某诈骗上诉案中，她精准把握争议焦点，制定针对性辩护策略，跳出表面诉求，锁定关键突破口，以“按非法获利确定退赔义务”为核心辩护，为改判奠定基础；全面梳理证据体系，强化辩护意见说服力，使辩护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支撑；专业庭审辩护，推动裁判优化，减轻了上诉人的退赔责任。在信用卡纠纷再审案中，她精准识别错判关键，为再审启动找准突破口；全面构建维权证据链，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论证原审错误；高效推进再审程序，推动银行撤回诉讼请求，降低当事人成本。在劳动争议二审案中，她精准把控二审争议焦点，制定针对性辩护策略；全面梳理核心证据链条，强化辩护意见说服力；专业运用法律规则，坚守劳动者权益底线；高效应对二审庭审，保障裁判公正。

实践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院会充分考虑其未成年人身份、从犯地位等法定情节，给予从轻、减轻处罚。在信用卡纠纷案件中，法院对于证据的采信和送达程序的合法性要求严格，若存在关键证据未经质证、送达程序违法等问题，可能会影响判决结果。在劳动争议案件中，法院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明确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以及在工伤情况下应承担的责任。

结尾

回到最初的法律困惑，无论是未成年人涉罪、无辜者被错判，还是劳动者权益受损，邓泳怡律师凭借精准的焦点把握、全面的证据梳理和专业的辩护策略，为当事人解决难题。她在案件处理中展现出的专业、高效、负责的优势，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