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遗嘱的法律效力吗？有手印和签字可以吗？

应比照书写遗嘱来认定打印遗嘱的法律效力
遗嘱是指具有完全自由的遗嘱人在生前合法处分自己的遗产等事务，并于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因为遗嘱的特殊性和证明的高难度，继承法规定其必须符合基本的构成要件，即，基础要件——立遗嘱时遗嘱人具有遗嘱自由；实质要件——遗嘱内容真实且合法；形式要件——遗嘱符合基本形式要求。
1.打印遗嘱的法律属性和法定类型应当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来确认。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对打印遗嘱的法律属性和类型多有争议，在为数不少的具体案件中，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同案不同判”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与公信。分歧的关键症结就在于，继承法（含司法解释）规定的遗嘱书写工具是“笔”而非电子打印系统，且打印遗嘱存在难辨真伪或何人所书之虞。但是，1985年继承法制定、实施时，“笔”是当时的主流书写工具，打印系统非普通人所奢求；而时至今日，电子打印系统取代“笔”而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书制作工具。技术的突飞猛进带动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这已超出当时立法者的预料；而继承法也没有及时修订来消除法律漏洞。因此，法律适用应通过解释方法填补漏洞来回应并适应社会重大变化，以实现公正目的。
首先，要式遗嘱（满足一定的形式要件）的立法目的并不排除遗嘱书写工具的变化。遗嘱的要式性主要为了保真（确保遗嘱内容真实、合法）和保全（保证遗嘱人的遗愿尽可能得到全面尊重和遵守），其中，要式是手段，保真是中心，保全是目的，最终实现对死者人格尊严的维护。如果遗嘱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能得到证实且具有关键性的形式构成要素，仅仅因为遗嘱书写工具不属于继承法明文规定的“笔”，从而认定其为非法定刑遗嘱而降低其效力位阶，甚至被认定无效，这都明显与人权保护的时代精神不吻合。
其次，从制作书面文书的作用上，电子打印系统如同传统的“笔”，两者具有本质的一致性，都被用来将人的主观意思转化为文字并固定在特定介质上。打印或“笔”书遗嘱，都是为了记载、固定并保存遗嘱人的遗愿，都具备了法律规定的基本要式性，因此，将打印遗嘱比照“笔”书遗嘱来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更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
再次，对于打印遗嘱是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关键要看遗嘱形成与固化受何人的意志所控制或主导。遗嘱人或亲自或主导他人操作打印工具，只要由其意志主导遗嘱的制作和固化，则该打印遗嘱应属自书遗嘱；相应地，遗嘱人仅对遗愿进行陈述并对遗嘱内容真实性予以确认，而书面遗嘱的制作和固化均由见证人主导完成，该打印遗嘱就是代书遗嘱。
2.2010年的打印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但其形式欠缺关键构成要素且没有得到有效弥补。
首先，本案的打印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非自书遗嘱。非常明确的是，张某没有能力亲自操作电子打印系统来打印遗嘱。至于当时张某能否主导该打印遗嘱主文的形成过程，除作为最大受益人的原告本人单方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相反，当时张某不能自主行动，也仅能以点头回应他人，表明其当时基本丧失语言表达能力，这意味着，张某当时没有能力要求他人按照其意愿制作遗嘱。
其次，作为代书遗嘱，该打印遗嘱没有适格的见证人。代书遗嘱的关键性形式要素之一就是：见证人现场见证并由其中之一代为制作，其意义在于事后更准确地还原立遗嘱时的实际状况和具体细节。但是，本案中，因主导该打印遗嘱的制作与完成的人没有署名而不确定，而原告是遗嘱继承人，他们不是继承法规定的适格见证人。而两个署名律师，他们没有现场见证并主导遗嘱主文形成过程；在原告家没有见证遗嘱人对遗愿的有效表述并重新主导制作书面遗嘱；没有基于张某的特殊情况对当时张某的神志是否清醒以及是否具有意思表示能力进行必要的核实，说明他们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因此，他们也不是适格的见证人。没有适格见证人的代书遗嘱不具备必要的形式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