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五百万诈骗案从犯在逃犯未到案能否轻判

主犯长期在逃未到案，仅到案的从犯能否在共同犯罪中被直接认定为从属地位，进而获得减轻处罚？2013年6月，云南省某综合开发办公室启动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试点项目，申报条件明确要求申报企业2011、2012年连续盈利，资产负债率低于70%，净资产不低于申请财政补助资金总额的2倍。某坚果公司实际控制人C在明知公司不满足所有申报条件的情况下，策划指使法定代表人A与财务负责人B，通过篡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将公司实际亏损改为盈利，调整资产负债率等指标至符合要求，向财政部门提交虚假申报材料，最终成功获批5600亩澳洲坚果种植基地扩建项目，拿到15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项目推进期间，A与B又通过编造合同、虚开发票、虚列支出、少付多报的方式，分五次从财政局报销领取了全部1500万元资金。案件侦办过程中，C闻讯在逃，A与B先后到案，公诉机关以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对二人提起公诉，按照对应量刑标准，数额特别巨大的诈骗案件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B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家属经多方打听找到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的张天昌律师。刚接到案卷时张天昌手上还有另外两起涉企刑事案件在同步推进，他连夜通读全案卷宗，第一时间发现了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全案证据指向公司实际控制人C是策划、指使造假的主导者，但C尚未到案，B作为普通财务人员，只是受指令完成材料篡改工作，却被列为共同被告人，直接面临十年以上的量刑预期。作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专职律师，张天昌对经济类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格外敏感，他清楚这类由单位人员实施的套取财政资金案件，责任划分直接决定当事人最终的刑期长短，不能因为主犯在逃，就把所有实施层面的行为责任全部归到从犯身上。

张天昌先会见了羁押状态下的B，逐笔核对他在公司工作期间的审批流程、操作权限和实际经手的资金去向。他发现B既不参与项目申报决策，也没有从中分得任何诈骗所得，所有造假操作都是按照C的口头指令完成，甚至没有对应的书面授权。他随后梳理全案笔录，把公司内部聊天记录、邮件、银行流水、财务凭证一一对应，逐一标注出哪些内容是B的独立操作，哪些是受他人指使完成。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始终强调B亲自篡改审计报告、提交虚假材料，是诈骗行为完成的关键环节，应当与A承担同等的刑事责任。张天昌当庭提出，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划分不取决于实施行为的先后，而取决于对犯罪进程的控制力与利益分配权，主犯未到案不影响在案人员的地位认定。他逐一出示收集到的证据：B的岗位职责仅为财务核算，没有项目申报决策权；所有虚假材料的核心内容都来自C的安排；B没有从1500万元财政资金中获取任何分成，全程只是领取固定工资。他同时提出，B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操作细节，自愿认罪认罚，公司已经全额退缴1500万元赃款，云南省财政厅也出具了谅解书，这些情节都符合法定从宽处罚的条件。

作为同时持有税务师资质的刑事律师，张天昌在这类涉及财务造假、资金套取的案件中，比普通刑事律师更能看懂财务凭证背后的责任边界。他没有把辩护重点放在B的个人悔罪态度上，而是把大量精力放在拆解整个公司的决策链条上，每一份篡改的审计报告、每一份虚假合同，他都标注出对应的指令来源，把B从“核心造假者”的指控位置，还原成“被安排执行的财务人员”。这类涉案金额巨大的经济犯罪案件，退赃与谅解往往能最大程度压缩社会危害性的评价空间，他在辩护意见中把退赃金额、谅解内容、认罪认罚的时间节点一一列明，和从犯地位的认定形成完整的从宽逻辑链条。

2015年正式执业至今，张天昌累计办理刑事案件近六十件，其中十余件职务犯罪、税务类案件的辩护意见被办案机关采纳。昆明中院经审理后，采纳了张天昌提出的从犯认定意见，认定B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属于从犯，结合其全额退赃、取得被害单位谅解、自愿认罪认罚的情节，依法减轻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B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罚金5万元已当庭缴纳。一同到案的法定代表人A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退缴的1500万元赃款依法返还云南省财政厅。判决作出当天，B在看守所外接到判决书，签了许久的字，手一直有点抖——按照最初的指控，他原本要面对十年以上的牢狱生涯。张天昌始终认为，刑事辩护不是拿着法条硬套结果，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把每个当事人在案件里的真实位置讲清楚。截至目前，他仍是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长期专注刑事辩护与税务类争议解决，办过的案件里，有公安撤案的，有检察院不起诉的，也有法院从轻判处的，但每一起案件的辩护思路，都来自对证据细节的反复核对。很多时候，辩护律师能做的，不是翻覆乾坤，而是在密密麻麻的卷宗里，把那些被指控掩盖掉的真实责任边界，一点点捋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