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当事人以为只要被指控犯罪,就只能接受既定的量刑结果,却不知在东莞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主观故意的判断等都有严格标准,存在诸多可辩护的空间。在刑事案件中,常规律师可能难以精准把握这些关键要点,容易忽视一些对当事人有利的细节。当事人在选择律师时,往往只看重律师的名气或执业年限,而忽略了其实际办案能力和成功案例,陷入信息差。
丘敏律师就职于广东泰如律师事务所,从2010年执业至今,已承办各类案件逾3000件,其中刑事辩护案件达1000余件。在刑事辩护领域,丘敏律师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2024年间,赵X在网络上实施诈骗行为,涉案金额共计42600元,被害人涉及赵X婷等人。深圳公诉机关以诈骗罪对赵X提起公诉,认定赵X诈骗数额巨大,并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丘敏律师作为赵X的辩护人,仔细研读《公诉书》及相关法律规定,发现关键问题。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诈骗刑事案件数额标准的通知》,深圳地区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点为十万元以上,赵X涉案金额远未达到此标准,应认定为“数额较大”。丘敏律师向法庭明确指出,根据《刑法》规定,诈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公诉机关建议量刑三年过高,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外,丘敏律师指出赵X已全额退赃并额外赔偿,未给被害人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社会危害性显著降低。赵X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主观恶性较低。同时,丘敏律师向法庭呈现赵X家庭特殊困难,其父亲系参战退伍军人且患重病,母亲系一级伤残残疾人,两名子女尚处幼年,全家仅靠赵X一人维系,其被羁押后家庭陷入绝境。最终,法院经审理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确认赵X诈骗金额为“数额较大”,认定其具有从宽情节,家庭情况特殊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法对赵X从轻量刑。这起案件的典型意义在于,提醒律师在处理刑事案件时,要精准把握法律规定中的数额标准,同时关注当事人的从宽情节和家庭情况,为当事人争取更有利的判决结果。对于东莞地区同类案件,在量刑时可参考对犯罪数额的准确认定以及对家庭特殊情况的考量。
类似的精准辩护思路,在另一起案件中得到了体现。2025年2月28日,吴X因涉嫌赌博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24年3月,吴X的堂姐张X提议让其帮忙留意六合彩赌客,按1%的比例结算提成。吴X应允后,仅有少数邻居、朋友向其投注,投注人数少、金额不大,获利微薄。2024年7月至12月期间,张X共向吴X转账8.8万元赌资,吴X将款项转给庄家“阿龙”,期间有赌客中奖3.3万元,吴X帮忙转交,其个人实际获利仅880元。丘敏律师介入后,通过详细询问吴X,梳理出关键数据。其个人获利不足5000元,且未组织三人以上赌博。丘敏律师向公安机关指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赌博罪“抽头渔利”的追诉起点为5000元,吴X获利远未达此标准,且无证据证明其接受他人投注达到规定标准,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应作行政处罚。同时,丘敏律师阐述了吴X家庭的特殊困境,其丈夫正在服刑,她是两名年幼女儿的唯一抚养人,若被长期羁押,两名幼女将无人照料。并且,吴X到案后如实供述,无违法犯罪前科,社会危害性较小,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最终,公安机关在吴X被刑事拘留的第30天内,依法对其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这起案件表明,律师在处理刑事案件时,要准确把握犯罪的追诉标准,同时关注当事人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危害性,为当事人争取取保候审的机会。对于东莞地区同类案件,在判断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有羁押必要时,可参考对数额标准和家庭情况的综合考量。
还有一起案件,2025年1月,李X因急需资金周转,接到助贷“推销”电话后前往安徽省黄山市某公寓。一名自称助贷公司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让他用公司款项汇入其银行账户制造流水,以便通过贷款评估。李X的手机、银行卡信息、密码等全部交由对方操作。账户收到款项后,对方以“需转回公司”为由将款项转出,直至银行卡被风控无法转出。对方称该款项是助贷公司垫付的,要求李X自行筹钱“还给公司”,待银行卡解冻后再将余额归还李X。李X无力垫付,双方约定将卡内未取出的余额当作助贷公司借给李X的款项,待贷款到账后再支付手续费。后经查实,转入李X账户的款项系诈骗犯罪所得。2025年3月,公安机关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李X刑事拘留。丘敏律师接受委托后,前往看守所会见李X,梳理出完整的事实链条。丘敏律师向公安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核心论证围绕“主观故意缺失”展开。从普通人的认知角度看,助贷公司的操作及解释具有迷惑性,李X文化程度不高且急需贷款,难以看出破绽,其并不知道款项属于犯罪所得。李X曾就银行卡被风控一事向当地警方报警处理,证明其自认为是被骗的受害者。最终,公安机关在李X被刑事拘留的第30天内,依法对其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这起案件说明,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要深入了解案件事实,准确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为被错误指控的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对于东莞地区同类案件,在判断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时,可参考对主观故意的认定。
上述三起案件中,丘敏律师均通过精准把握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如犯罪数额认定、主观故意判断等,结合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有利的结果。在东莞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数额的准确认定、主观故意的判断以及对当事人家庭情况和社会危害性的考量,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事人在选择刑事辩护律师时,应关注律师对案件细节的把握能力和成功案例,以确保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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