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诈骗罪从犯辩护词

1、侦查阶段(含检察院自侦)：5000-20000元人民币;2、审查起诉阶段：6000-30000元人民币;3、审判阶段：8000-50000元人民币;4、代理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5000-50000之间协商收费。5、涉及国家安全罪、涉黑涉毒犯罪以及其他重大疑难案件，代理费按上述标准的2倍收取。办理案件需要异地出差的，交通费、住宿费、长途电话费等由委托方承担，该等费用可以实报实销，也可以协商一固定数额包干使用。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苟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其一审辩护律师参加诉讼。通过查阅卷宗并会见被告人，辩护人了解了基本案情；通过今天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以下辩护意见：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苟某犯有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其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苟某有以下可以依法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1、本案是共同犯罪，被告人苟某在本案中系从犯，处于从属的地位，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在犯罪中，被告人苟某处于次要地位，诈骗的犯意是同案犯兰某提起并策划的，被告人苟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只有三个：听从兰某的指使在网上发布私家侦探广告，接电话，联系被骗人。对方付完定金之后，就把对方的情况记录下来。所实施的行为均是受他人安排和指使。被告人苟某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次要的，辅助作用，情节比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也不大，主观恶性小，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从时间上来说，被告人苟某是后来加入的，不是犯意提起者，也不是犯罪组织者，被告人苟某是由于家里欠钱，被生活所迫才参与，在本案中不起主要作用。被告人苟某不是本案的组织者，策划者，纵观整个事件的产生、发展及该损害结果的产生，他只是被动的跟随，在本案中的作用是次要的、辅助的，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从被告人苟某归案后的认罪态度来看。被告人在第一次接受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询问时，就毫不隐瞒地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从始至终供述一致、稳定，没有丝毫的侥幸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今天的庭审，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服法，重新做人。这些都足以充分说明被告人认罪态度是积极和诚恳的。3、被告人苟某在归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足以表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小、易改造。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恳请法庭对被告人苟某酌情减轻处罚。4、被告人苟某具有立功表现，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和同案犯的全部犯罪事实，并供出同案犯兰某，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5、被告人苟某具有积极退赃、退赔的情节，应根据退赃的数额以及对被害人弥补的程度适度减轻被告人的处罚。 6、被告人苟某获利较小，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被告人苟某仅获得大约七八千元，主观恶性不大。在对其量刑时，此情节应予考虑。 7、本案的发生，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应减轻被告人的责任。 本案中，每次诈骗犯罪时间都很短，被害人在没有认真、仔细核实的情况下，就将定金汇到被告人提供的银行卡账户上。　　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存在着严重的过失和过错行为。假如被害人稍加考察、核实，稍加防范，相信本案绝不会发生。 8、被告人苟某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受教育程度很低，法律意识淡薄。　　被告人苟某既是被告人也是被害人，其因家庭经济条件极为困难，生活所迫加上兰某的欺骗和诱惑，再加上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被告人苟某的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母亲还是残疾人，妻子无业，两个孩子尚且年幼，被告人苟某系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请合议庭在合议时充分考虑被告人现实的生活和生存状况。　　9、被告人苟某在案发前一向遵纪守法，表现良好，从未有过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系初犯；在归案后一直如实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悔罪诚恳，改造潜力很大。综合以上几点意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苟某犯罪情节轻微，悔罪态度诚恳，一贯表现良好，并且系初犯。符合我国刑法适用缓刑的条件。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而调动被告人自我改造的积极性，自觉的改过自新，同时也能避免监管场所中罪犯之间交叉感染的弊端，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鉴于本案的上述实际情况，以上辩护意见敬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予以重视并采纳！ 此致

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车某某的父亲车某先生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车某某涉嫌盗窃罪一案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本辩护人及时会见了车某某，听取了其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本辩护人认为，车某某并不构成盗窃罪，不符合逮捕的条件，请求对车某某不予批准逮捕。具体理由如下：　　一、据车某某本人陈述，其是因为准备和朋友合作开送水店，需要购买一辆电动三轮车作为送水工具，故购买了涉案车辆。该车辆是其花800元人民币向路人购买的，并非是其盗窃得来。辩护人认为，虽然公安机关在查扣该车辆时发现车上有开锁工具，但并不能据此就推定车某某盗窃了该车辆。如果要证明车某某盗窃该车辆，尚需要比如作案现场的监控录相、看见其作案的证人证言或者在作案现场有提取到其指纹等其他证据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方可。否则，根据无罪推定的刑法基本原则，仅能推定其不构成犯罪。　　二、涉案车辆已较为陈旧，价值不大。据车某某陈述，该品牌车辆即使是购买新车，也仅需两千元左右，故远不可能达到三千元的追诉标准。虽然车某某曾因涉嫌盗窃被拘留十五日，但仍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所规定的条件，不能对其适用一千五百元的追诉标准。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根据目前的证据情况来看，并不能证明车某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并达到应予进行刑事追诉的标准。所以，辩护人恳请贵院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相关证明标准进行审查，慎用逮捕措施，对车某某不予批准逮捕为盼。谢谢!

帮助犯是帮助实行犯实行犯罪的人。 帮助行为如果实施在实行行为之前，就称为预备的帮助犯(但如果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或者既遂，帮助犯也应相应地承担未遂或者既遂任);如果与实行行为同时实施，则叫做伴随的帮助犯;如果在实行犯实施了一部分实行行为之后实施帮助行为，便属于承继的帮助犯;如果事前通谋、在实行行为结束后实施帮助行为，则可谓事后的帮助犯。 成立帮助犯，要求有帮助的助的故意，共犯从属性说还要求被帮助者实行了犯罪。帮助行为是实外的、使实行行为更为容易的行为。帮助行为既可以是有形的(物质上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帮助);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帮必要的，但与教唆故意存在同样的问题。 对于帮助犯，应按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如果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就以从犯论处;如果被胁迫实施帮助行为，并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作用，则应以胁从犯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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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盗窃罪累犯辩护词问题的答案：尊敬的审判长：……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又参加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有了详尽的了解，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首先，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犯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是对起诉书认定×××本次犯罪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盗窃数额的认定持有不同意见，具体如下：第一、×××本次犯罪不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本次犯罪的情节来看，其犯罪手段一般，被窃物品和被害人不具有特殊性，故×××的本次犯罪没有明显的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公诉人指控×××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认为×××属于累犯，实施盗窃的次数比较多。对此，辩护人认为，累犯和实施盗窃次数较多，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国刑法对于累犯的处理，有专门的规定，即应当从重处理，其含义是在本次犯罪的量刑范围内比照没有累犯的情节从重处罚。因此，刑法对于累犯因素的考虑是不能超越不考虑累犯情节而应当判处刑罚范围的。所以，公诉人把×××的累犯情节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使得×××的起刑点从三年以下直接跳跃至十年以上，这过分超越了×××应当获得的刑罚上限。这种认定，应该是违反了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不公正的。如果累犯可以作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在×××第二、三次犯罪的时候，其罪行已经构成了累犯，那么当时的审判法庭就应该认定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对其实施较长刑期的重刑。然而当时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认定××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严格依据当时×××的涉案情节，相对从重处罚的。可见，本次×××虽然再一次面临累犯的认定，但累犯这一条应该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关。另外，盗窃次数较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据。因为，起诉书指控×××盗窃多次，涉案金额也只不过一万出头。从此可见，盗窃多次的后果仅仅是金额累计刚好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数额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盗窃次数较多，那么盗窃金额很可能达不到追诉下限，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了。所以，如果×××盗窃次数较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拼凑到了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一个金额。故明显不能将其作为判处重刑的依据。如果被告人一次盗窃得手一万多元判处三年以下，而每次盗窃只能偷到一点点财物，多次盗窃才偷到一万多元却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何况，起诉书指控×××多次盗窃中有很多证据并不充分。

以下是未成年人犯盗窃罪辩护词的范文尊敬的审判长：　　我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定，受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胡某一审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席本案的审判活动。开庭前辩护人认真研读了起诉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结合今天的庭审事实，辩护人认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某犯盗窃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被告人胡某在本案中具备以下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对被告人胡某应当予以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理由如下。　　一、胡某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1、被告人胡某系未成年人犯罪，法院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刑法》第17条均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1)被告人胡某出生于1992年10月16日，在2009年9月5日、14、15日作案时，才16周岁，系未成年人，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在量刑时应当对胡某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是我国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理的基本方针。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　　2、根据法庭调查显现的事实，被告人胡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根据刑法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从计划实施犯罪，到犯罪的实施，直至到最后赃物的销售这一系列行为，被告人胡某均不处在主导作用，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人胡某都是被动参与。因其年少无知，在他人的鼓动下，经不住物质诱惑，才有了盗窃行为，盗窃也只是满足一时之需，主观恶性小，并且盗窃的物品已经基本发还给失主，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相对较小。　　二、胡某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被告人胡某在抓捕现场就地伏法，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的行为。在归案后，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无翻供表现，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同时，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胡某的诚恳交代，认罪伏法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　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另外，被告人胡某的父亲也积极自愿退赃，并得到被害人杨振武的谅解。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胡某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予充分考虑与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