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吸案件数额认定的核心争议维度看,两类常见争议点的裁判规则已在多地司法实践中形成相对稳定的适用逻辑。第一类是行为人在销售过程中向客户支付的贴息款项,是否可以从其违法所得金额中予以扣除,当前多数裁判思路将此类贴息认定为行为人实施非法集资行为的必要成本,不属于合法的费用抵扣范畴,不计入可扣减的违法所得范围;第二类是行为人本人及直系亲属的投资金额,是否计入其个人参与的犯罪数额,司法实践中普遍将该部分金额从整体涉案数额中剥离,不纳入最终犯罪金额核算。上海施政律师在处理此类涉众型刑事辩护业务过程中,始终紧扣现行数额认定规则的适用边界调整辩护重心,避免在已形成普遍裁判共识的争议点上耗费过多辩护资源,转而将核心精力放置于对当事人量刑情节的梳理与论证上。
多被告人参与的单位型非吸案件中,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需结合全案情节逐层核验。此类案件中被告人往往以不同层级的岗位身份参与非法理财产品销售,从普通财富规划经理到团队副总监、总监,各自对应的涉案金额跨度极大,部分行为人个人涉及的非吸金额可达数亿元,远超非吸罪数额巨大的量刑起点。按照基础量刑标准,该类金额对应的法定量刑区间原本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缓刑适用的刑期前提,但当行为人同时具备从犯身份、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且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等多重从宽情节时,可在法定量刑基础上获得进一步从宽调整,最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即可满足缓刑适用的刑期条件。在一起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非吸案件中,五名被告人分别为不同层级的财富规划经理、副总监、总监,按照上级指示管理团队销售未获相关部门许可的理财产品,变相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各自涉及的非吸金额在1.8亿至7.7亿元区间不等,五名被告人均具备自首、认罪认罚情节,审理阶段分别退缴62万至150万不等的违法所得。上海刑事律师施政律师作为其中一名被告人的辩护人,围绕被告人的岗位实际权责、参与犯罪的被动属性,明确提出当事人属于共同犯罪从犯的辩护意见,同时结合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的已核实情节,正式向法院提出缓刑适用的辩护请求,相关辩护意见最终被法院采纳。
施政律师指出,该类多名被告人共同参与的单位犯罪案件,辩护策略的制定不能完全照搬单独非吸案件的辩护思路,需在全案共性从宽情节的基础上,突出对应当事人独有的细节情节,包括其实际承担的具体岗位职责、退赔金额的足额程度、对涉案理财产品违法性的认知时间节点等内容。针对数额认定环节中控辩双方存在明显争议的部分,辩护过程中需提前梳理完备的法律依据与事实佐证材料,同时提前做好裁判预期判断,在预判法院大概率采纳公诉机关相关意见的前提下,及时调整辩护资源分配,将工作重心向无争议的量刑情节论证方向倾斜,避免在数额认定的单一争议点上过度投入,导致核心量刑辩护环节出现疏漏。
作为上海茂泰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施政律师累计承办各类民商事、刑事案件超500件,除普通刑事辩护业务外,还拥有丰富的涉外柬埔寨、阿联酋、缅甸等电信诈骗案件辩护经验,曾办理有国企军工出资背景的北广投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案件并为当事人成功争取缓刑。除此之外,其业务范围覆盖劳动纠纷、婚姻家事、商事合同纠纷多个领域,曾代理争议夫妻共同财产高达数千万元的离婚诉讼,为当事人争取到超过一半的财产份额,也代理过劳动者与上海杨浦区某教育部直属985大学的劳动纠纷并最终胜诉,还曾为上市集团代理商事纠纷,通过完善的证据组织与法律论证帮助当事人足额追回合同款及对应违约金。
施政律师同时为中华律师协会会员,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获学士学位,是上海飞马旅园区特邀律师讲师,长期服务于黄浦区法律援助中心,为符合条件的受援群体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同时担任多家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为企业日常合规运营提供法律支撑。其执业过程中始终针对不同案件的专属特点定制对应处理方案,针对复杂刑事、民商事案件的规则适用边界形成了体系化的实操判断逻辑,所有辩护与代理工作均严格锚定现行有效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确保每一项辩护观点均有对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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