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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制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5日发布，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颁布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
文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9号
颁布时间：2016-12-25
实施时间：2017-07-01
时 效 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宪法法律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医药，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第三条 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
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国家鼓励中医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西医结合。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第五条 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与中医药管理有关的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与中医药管理有关的工作。
第六条 国家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合理规划和配置中医药服务资源，为公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保障。
国家支持社会力量投资中医药事业，支持组织和个人捐赠、资助中医药事业。
第七条 国家发展中医药教育，建立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规模适宜、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教育体系，培养中医药人才。
第八条 国家支持中医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鼓励中医药科学技术创新，推广应用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提高中医药科学技术水平。
第九条 国家支持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应用。
第十条 对在中医药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举办规模适宜的中医医疗机构，扶持有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医疗机构发展。
合并、撤销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或者改变其中医医疗性质，应当征求上一级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有条件的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应当设置中医药科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增强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提供中医药服务的能力。
第十三条 国家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构。
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基本医疗保险、科研教学、医务人员职称评定等方面享有与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同等的权利。
第十四条 举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医疗机构管理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遵守医疗机构管理的有关规定。
举办中医诊所的，将诊所的名称、地址、诊疗范围、人员配备情况等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开展执业活动。中医诊所应当将本诊所的诊疗范围、中医医师的姓名及其执业范围在诊所的明显位置公示，不得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拟订，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发布。
第十五条 从事中医医疗活动的人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通过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并进行执业注册。中医医师资格考试的内容应当体现中医药特点。
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由至少两名中医医师推荐，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按照考核内容进行执业注册后，即可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以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机构内从事中医医疗活动。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中医药技术方法的安全风险拟订本款规定人员的分类考核办法，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发布。
第十六条 中医医疗机构配备医务人员应当以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主要提供中医药服务;经考试取得医师资格的中医医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培训、考核合格后，可以在执业活动中采用与其专业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在医疗活动中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应当有利于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有条件的村卫生室应当合理配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并运用和推广适宜的中医药技术方法。
第十七条 开展中医药服务，应当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并符合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的中医药服务基本要求。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其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统筹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挥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的作用，加强中医药应急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积极运用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
第十九条 医疗机构发布中医医疗广告，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未经审查批准，不得发布。发布的中医医疗广告内容应当与经审查批准的内容相符合，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医药服务的监督检查，并将下列事项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
(一)中医医疗机构、中医医师是否超出规定的范围开展医疗活动;
(二)开展中医药服务是否符合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的中医药服务基本要求;
(三)中医医疗广告发布行为是否符合本法的规定。
中医药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第二十一条 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
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发展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严格管理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禁止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支持中药材良种繁育，提高中药材质量。
第二十三条 国家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支持道地中药材品种选育，扶持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加强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护，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措施保护道地中药材。
前款所称道地中药材，是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应用优选出来的，产在特定地域，与其他地区所产同种中药材相比，品质和疗效更好，且质量稳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药材。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并加强对中药材质量的监测，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协助做好中药材质量监测有关工作。
采集、贮存中药材以及对中药材进行初加工，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和管理规定。
国家鼓励发展中药材现代流通体系，提高中药材包装、仓储等技术水平，建立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药品生产企业购进中药材应当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中药材经营者应当建立进货查验和购销记录制度，并标明中药材产地。
第二十五条 国家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建立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种质基因库，鼓励发展人工种植养殖，支持依法开展珍贵、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繁育及其相关研究。
第二十六条 在村医疗机构执业的中医医师、具备中药材知识和识别能力的乡村医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自种、自采地产中药材并在其执业活动中使用。
第二十七条 国家保护中药饮片传统炮制技术和工艺，支持应用传统工艺炮制中药饮片，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研究。
第二十八条 对市场上没有供应的中药饮片，医疗机构可以根据本医疗机构医师处方的需要，在本医疗机构内炮制、使用。医疗机构应当遵守中药饮片炮制的有关规定，对其炮制的中药饮片的质量负责，保证药品安全。医疗机构炮制中药饮片，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根据临床用药需要，医疗机构可以凭本医疗机构医师的处方对中药饮片进行再加工。
第二十九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中药新药的研制和生产。
国家保护传统中药加工技术和工艺，支持传统剂型中成药的生产，鼓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传统中成药。
第三十条 生产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时，可以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前款所称古代经典名方，是指至今仍广泛应用、疗效确切、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的古代中医典籍所记载的方剂。具体目录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会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三十一条 国家鼓励医疗机构根据本医疗机构临床用药需要配制和使用中药制剂，支持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支持以中药制剂为基础研制中药新药。
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或者委托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药品生产企业、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其他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委托配制中药制剂，应当向委托方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医疗机构对其配制的中药制剂的质量负责;委托配制中药制剂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对所配制的中药制剂的质量分别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二条 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应当依法取得制剂批准文号。但是，仅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即可配制，不需要取得制剂批准文号。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备案的中药制剂品种的不良反应监测，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报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备案的中药制剂品种配制、使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中医药教育应当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以中医药内容为主，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临床实践、现代教育方式和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
第三十四条 国家完善中医药学校教育体系，支持专门实施中医药教育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发展。
中医药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评价及学术水平评价标准等，应当体现中医药学科特色，符合中医药学科发展规律。
第三十五条 国家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支持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的中医医师、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在执业、业务活动中带徒授业，传授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培养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十六条 国家加强对中医医师和城乡基层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培训。
国家发展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人才。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中医药继续教育，加强对医务人员，特别是城乡基层医务人员中医药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所在机构应当为其接受继续教育创造条件。
第三十八条 国家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和创新。
第三十九条 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对中医药古籍文献、著名中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以及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整理、研究和利用。
国家鼓励组织和个人捐献有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的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诊疗方法和技术。
第四十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评价体系和管理体制，推动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
第四十一条 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方法，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重大疑难疾病、重大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以及其他对中医药理论和实践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项目的科学研究。
第四十二条 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组织遴选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药学术传承项目和传承人，并为传承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传承人应当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收集整理并妥善保存相关的学术资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关规定开展传承活动。
第四十三条 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
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对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传承使用的权利，对他人获取、利用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等权利。
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
第四十四条 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标准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鼓励组织和个人创作中医药文化和科普作品。
第四十六条 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和知识普及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对中医药作虚假、夸大宣传，不得冒用中医药名义牟取不正当利益。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中医药知识宣传，应当聘请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将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药物政策等医药卫生政策，应当有中医药主管部门参加，注重发挥中医药的优势，支持提供和利用中医药服务。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定价格管理权限，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体现中医医疗服务成本和专业技术价值。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中药饮片、中成药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第五十条 国家加强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根据中医药特点对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制定标准并及时修订。
中医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制定或者修订，并在其网站上公布，供公众免费查阅。
国家推动建立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
第五十一条 开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与中医药有关的评审、评估、鉴定活动，应当成立中医药评审、评估、鉴定的专门组织，或者有中医药专家参加。
第五十二条 国家采取措施，加大对少数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应用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扶持力度，加强少数民族医疗机构和医师队伍建设，促进和规范少数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未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中医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执业活动。
中医诊所被责令停止执业活动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在医疗机构内从事管理工作。医疗机构聘用上述不得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从事管理工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许可证或者由原备案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经考核取得医师资格的中医医师超出注册的执业范围从事医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举办中医诊所、炮制中药饮片、委托配制中药制剂应当备案而未备案，或者备案时提供虚假材料的，由中医药主管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向社会公告相关信息;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或者责令停止炮制中药饮片、委托配制中药制剂活动，其直接责任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中医药相关活动。
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未依照本法规定备案，或者未按照备案材料载明的要求配制中药制剂的，按生产假药给予处罚。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发布的中医医疗广告内容与经审查批准的内容不相符的，由原审查部门撤销该广告的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该医疗机构的广告审查申请。
违反本法规定，发布中医医疗广告有前款规定以外违法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中医药的管理，本法未作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军队的中医药管理，由军队卫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和军队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六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本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促进和规范本地方少数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办法。
第六十二条 盲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资格的，可以以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机构内提供医疗按摩服务。
第六十三条 本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开发商违约时，应依《商品房买卖合同》维护权益。双方可约定违约金或损失赔偿计算方式，未约定时，逾期付款按未付购房款及央行逾期贷款利息计算；逾期交房则参照主管部门公告或评估机构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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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时前
平台专业咨询顾问律师 最近回复：
1、劳务分包企业只要拿到了官方认可的劳务作业资质，也不能直接把手里的全部劳务活儿，转手包给没有正规用工资质的零散团队或者带头组织干活的自然人，这种二次转手分包的操作从根上就不符合现行建筑行业监管的硬性要求，签出来的相关协议从法律层面直接不具备效力。毕竟这类企业本身的核心业务就是亲自落地完成约定的劳务作业内容，没有权利把已经揽下来的劳务任务再往外拆分转包，这类操作早就被相关法规明确划定为违规范畴。 2、如果拿到合法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直接和实际进场干活的一线劳动者签用工约定，不管是标注为劳动合同还是普通劳务协议，都属于合规的正常用工操作，不存在触碰监管红线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双方形成的要么是标准劳动关系，要么是普通民事劳务关系，作为正规用工主体的劳务分包企业，必须按要求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给符合条件的员工缴纳对应社保，所有约定内容都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得到认可。 3、实际业务推进过程中要特别留意隐藏的违规操作风险，很多看似走劳务分包流程的安排，本质上是借劳务分包的名头干转包的事儿。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劳务分包企业压根不进场统筹安排施工，也不派自有管理人员跟进劳务作业进度，只坐收一笔固定的管理费用，这类情况一经查实就会被判定为违法转包，不但对应的所有合作协议直接失效，企业还要对下游所有一线劳动者的工资发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便劳动者不是直接和企业签的用工协议，维权时也能直接要求这类违规劳务分包企业支付欠付报酬。这类模糊地带的界定标准未来会随着建筑市场用工监管的精细化持续收紧，单纯靠出借资质、收管理费盈利的传统劳务分包模式，后续的合规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
4小时前
律图酉阳县律师 最近回复：
建筑行业里拿到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能不能再往下签劳务相关合同，不能一概而论，两类不同签约对象对应完全不同的合法边界。 要是对接的是没有正规用工主体资质的组织，比如零散施工队带头人这类自然人，哪怕签的是劳务分包名义的协议，都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劳务再分包，协议从一开始就没有法律效力。这类操作直接违反建筑领域针对分包的强制禁止条款，后续很容易引发用工纠纷。 要是直接和提供劳动的一线务工人员签书面协议，不管标注为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协议，都属于合规用工行为，只要内容符合法律要求就具备效力。此时劳务分包企业要依法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按时足额发薪，按规定缴纳对应社保。 日常操作里还要注意一类隐形风险，就是有些企业只坐收管理费，全程不参与现场劳务组织调度，这类披着劳务分包外壳的操作实质是转包，一旦被查实不仅协议无效，企业还要为下游务工人员的欠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小时前
重庆法务律师 最近回复：
劳务分包合同向下签订合同的效力，需结合现行建筑相关法律及工程纠纷司法解释，对应不同主体分别判定。 劳务分包企业持有合法劳务作业资质，与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自然人比如包工头签订的劳务分包类合同，属于违法再分包，直接认定无效。 劳务分包企业本身的经营范围仅覆盖对应劳务作业内容，法律层面明确禁止其将已承接的劳务作业再次向外分包，该类操作直接违反禁止违法分包的强制规定。 劳务分包企业直接和具体作业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属于合法用工行为。 双方依据合同建立对应的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劳务分包企业作为法定用工主体，需履行支付劳动报酬、缴纳对应社保的法定义务，该类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实际履约过程中要规避名为劳务分包实为转包的情形。比如劳务分包企业仅收取固定管理费，不实际进场组织劳务作业，相关约定会被认定为违法转包，直接导致合同无效。 对应情形下，劳务分包企业还要对下游实际作业劳动者的工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小时前
劳动纠纷咨询顾问律师 最近回复：
判断劳务分包企业能不能往下再签劳务相关合同，不能一概而论，得结合建筑行业的专门法律和对应的司法解释，盯着对接的主体具体拆分来看。 如果这家劳务分包企业本身有正规合法的劳务作业资质，转头把手里的活儿包给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包工头这类自然人，哪怕签的是劳务分包合同，也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再分包，这份合同从一开始就没有法律效力。毕竟劳务分包企业拿到的本身就是纯劳务作业的份额，从建筑法的底层规则来看，它根本没资格把这份劳务作业整体转出去让别人干。 但要是它不往外包给第三方主体，直接和实际干活的单个劳动者签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协议，这就属于完全合法的用工行为。双方根据协议内容不同，建立的要么是标准劳动关系，要么是普通劳务关系，劳务分包企业作为合规的用工主体，该发工资缴社保的法定义务一项都不能少，这类协议不会触碰法律的禁止红线。 实际操作里不少人会踩坑，得特别留意那种名义上是劳务分包，实质上全是转包的情况。比如劳务分包企业根本不派人进场组织管理施工，只坐收一笔管理费当甩手掌柜，这种情况很容易被认定为违法转包，不止签的合同直接无效，企业还要为下游所有劳动者的欠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小时前
法律咨询顾问律师 最近回复：
从事建筑劳务相关的市场主体，要厘清劳务分包环节的签约边界，所有行为都要锚定现行建筑领域法律及配套司法解释的刚性规则，不能仅凭行业惯性随意签合同。 拥有正规劳务作业资质的分包企业，如果跳过直接用工环节，转手把手头承接的全部或部分劳务作业，交给没有合法用工资格的零散施工队或者包工头个人，哪怕双方白纸黑字签了所谓劳务协议，这类约定从法律层面自始就没有效力。建筑领域明确禁止劳务作业环节的二次流转，这类操作本质触碰了违法再分包的红线，后续一旦出现工资拖欠、施工安全事故等问题，涉事企业很难用私下签订的协议推脱自身责任。 具备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直接和参与施工作业的一线劳动者签署书面协议，不管约定的是长期劳动合同还是短期劳务协议，都属于合规的用工操作。作为直接用工主体，企业要足额按时发放劳动报酬，按照社保相关法规为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缴纳相应保险，这类协议的内容完全处于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不会触发无效的负面后果。 日常运营中要警惕空壳化走账的隐形违规操作，部分企业名义上签了劳务分包合同，实际只坐收管理费，完全不派驻管理人员组织现场施工，这类操作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名为劳务分包实为转包的违法情形，不仅对应的整套合同全部归于无效，企业还要为下游所有一线劳动者的欠付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小时前
平台专业咨询顾问律师 最近回复：
我国民法典及配套司法解释中，判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核心准则，始终围绕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展开，所有相关判定逻辑都不会偏离这一根本出发点。 处于母乳喂养阶段的低龄子女，原则上交由母亲直接照顾生活，这种安排贴合婴儿生理发育的特殊需求，也能为幼崽搭建最稳定的早期情感依托，避免突然脱离熟悉的照料人引发成长层面的隐性伤害。 子女年龄跨过两周岁门槛后，父母双方可以先行通过平等沟通敲定抚养权归属，不用急着诉诸法院。如果双方各持不同意见没法达成共识，法官会逐一核对双方实际收入水平名下固定居所等硬条件，看谁能给孩子更稳定的物质保障，也会考量各自的文化素养日常工作的时间弹性，判断谁能拿出更多精力陪伴引导孩子成长。 法院还会重点留意孩子过往长期的生活轨迹，要是孩子常年跟着某一方或是祖辈共同生活，贸然改变熟悉的环境很可能打乱他的正常学习社交节奏，这种过往形成的稳定照料惯性也会成为重要参考维度。若祖辈长期参与照料且仍有能力继续搭手帮忙，也会纳入考量范围。但凡一方存在长期酗酒吸毒等不良嗜好，或是身患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又或是有过严重的暴力刑事处罚记录这类明确会给孩子带来潜在伤害的情况，都会在抚养权判定中被打上明确的负面标记。 当孩子年龄满八周岁之后，自身已经建立起基础的是非判断能力，他发自内心想要跟随哪一方生活的想法，会成为法院判定时的核心参考依据。没有拿到直接抚养权的一方，需要按约定或法律判定标准承担孩子部分或是全部的生活教育开支，同时也依法享有定期探望孩子的正当权利。如果后续生活里出现直接抚养人突然丧失劳动能力无力继续照料，或是出现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特殊变故，随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申请调整抚养权归属。
2小时前
律图西沙群岛律师 最近回复：
按照现行生效的民事法律规范及配套司法裁判指引，判定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的核心标尺，始终把孩子的身心成长需求放在第一位，所有裁判逻辑的出发点都是充分保障孩子的各项正当权益。 1、尚处于母乳喂养阶段的低龄婴幼儿，常规情况下直接归母亲照顾抚育，这类设置本质是匹配婴儿阶段的生理进食需求，同时维系孩子和母亲之间已经建立的亲密情感依托。 2、孩子年龄满两周岁之后，优先由父母双方本着友好务实的态度自行商量确定抚养安排，双方没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官会结合多项实际情况做出判定，考量维度覆盖父母双方的日常收入水平、名下可支配居住空间这类能直接支撑抚养质量的硬条件，也会纳入双方接受的教育背景、日常工作的稳定程度这类和孩子成长引导直接相关的软指标。还要参考孩子过往长期的生活轨迹，尽量不打乱孩子已经熟悉的生活学习环境，避免其产生不必要的适应压力。如果孩子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长期以来一直帮忙照料孩子，本身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协助晚辈照顾小孩，这类情况也会纳入裁判的参考范围。法官同时会严格排查父母任意一方是否存在酗酒吸毒这类不良习惯、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是严重的违法犯罪前科这类可能对孩子成长造成负面冲击的情形，一旦确认这类情况真实存在，会直接作为抚养权判定的重要权衡依据。 3、孩子年龄满八周岁之后，本身已经具备了基础的是非判断能力和独立表达偏好的能力，此时处理抚养权相关争议，必须把孩子自身的真实想法作为核心参考依据，不能忽略孩子的自主选择强行做出安排。 没有直接拿到抚养权的一方，需要承担孩子部分或是全部的生活、教育等相关开支，同时依法享有定期探望孩子的正当权利。后续如果实际抚养孩子的一方出现重大变故，导致抚养条件出现明显下滑甚至没法继续正常照料孩子，另一方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提出调整抚养权归属的申请。 当前国内家事纠纷的裁判思路已经逐步从原先的父母利益优先，全面转向以未成年子女的成长诉求为核心，后续相关的细化裁判标准也会进一步向孩子的个体差异化需求倾斜，不再套用统一的生硬模板判定抚养权归属。
3小时前
海南法务律师 最近回复：
确定孩子抚养权的核心判断标准，始终以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为第一优先级，没有所谓绝对的“硬性指标”直接判定归属。 处于哺乳阶段的孩子，优先由母亲直接照料，匹配婴儿阶段的特殊成长需求。 孩子满两周岁后，先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抚养人，无法达成一致的，法院会结合多维度实际情况判定，包括双方的收入住房等基础抚养能力，学历工作状态，孩子之前长期跟随哪一方生活、更换现有环境会不会产生明显不适，祖辈长期帮忙照料的条件，以及任意一方有没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传染性疾病或者严重违法犯罪记录这类不适合带孩子的情形。 孩子年满八周岁后，本身已经具备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自身的真实意愿会成为判定抚养权归属的核心参考依据。 没有直接带孩子的一方，需要承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用，同时依法享有定期探望孩子的权利。如果后续抚养双方的实际条件出现重大变动，也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申请调整抚养权归属。
3小时前
三亚法务律师 最近回复：
抚养权判定的核心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对应相关司法解释，判定的核心基本原则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 处于哺乳期内的子女，抚养权原则上归母亲直接所有。该规则的设置指向保障婴儿的哺乳需求与母子间的情感联结。 年龄在两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先由父母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时，法院会结合多维度实际情况作出判定。 对应的判定参考维度覆盖多项内容。 包含父母双方的经济收入、住房条件等基础抚养能力。 包含父母双方的教育程度、日常工作稳定性。 包含子女现有生活环境的连续状态，比如子女是否长期跟随某一方共同生活。 包含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能够提供的协助抚养能力。 包含父母一方是否存在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相关情形，比如长期不良嗜好、未治愈的传染性疾病、相关违法犯罪记录等。 子女年龄已满八周岁时，抚养权判定应当尊重该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该年龄段的子女已具备对应程度的自主认知能力，其作出的选择会作为法院判决的重要参考内容。 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需要承担部分或全部抚养费用，同时依法享有对应的探望权利。后续抚养相关条件出现重大变化时，相关权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现有的抚养权归属。
3小时前
法律咨询顾问律师 最近回复：
法院判定抚养权的核心标尺，从来不是父母谁更“需要”孩子，而是完全以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为第一优先级，所有判定规则都是围绕着不让孩子的现有稳定生活被随意打乱，充分保障他的合法权益设计的。 还在哺乳期的孩子，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原则上直接归母亲抚养。这不是偏向母亲，而是这个阶段的婴儿对母乳的依赖度极高，和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更为紧密，强行拆分反而容易打乱孩子的正常生长节奏。 孩子满两周岁之后，抚养权先优先让父母双方自行商量定下来，只要商量出来的结果不会伤害孩子，法院一般不会多干预。要是双方谈不拢，法院就会逐一核对双方的实际抚养条件。首先会看双方的经济收入、能不能给孩子提供稳定的居住环境，再看各自的受教育水平、工作是不是足够稳定，不会动不动就异地调动没法照看孩子。法官也会特意考量孩子之前长期跟着哪一方生活，贸然改变他熟悉的生活学习环境，很可能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情绪波动。如果孩子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之前长期帮忙照看孩子，身体条件、时间精力都能继续搭手帮忙，这一点也会被纳入参考范围。但凡父母其中一方存在赌博吸毒这类明确的不良嗜好，或是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还有性质严重的违法犯罪记录，大概率会被认定为不适合直接抚养孩子。 孩子满了八周岁之后，已经具备基础的是非判断和自主表达能力，他自己愿意跟着父亲还是母亲生活，会成为法院判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没有拿到直接抚养权的一方，需要承担部分或是全部的抚养费，同时也拥有合法的探望孩子的权利。要是之后抚养孩子的一方后续出现重大变故，比如生了重病没法继续照看孩子，或是长期虐待孩子，另一方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另行起诉，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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