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刑风险到缓刑收官，周文达律师破走私案量刑困局

周文达律师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还担任京都涉企犯罪辩护与防控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京都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工作10余年间，他专注于各类刑事案件的精细化办理，累计承办刑事案件近600件，成功办理不予批捕、不起诉、判决无罪等各类无罪结案案件50余件。

在刑事辩护领域，周文达律师成果斐然。他尤为专精于经济犯罪类案件辩护，此类案件承办占比达60%以上。在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等重点罪名的辩护中，他熟悉侦查逻辑、证据要点及辩护技巧，成功为多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缓刑、无罪等有利结果。在寻衅滋事罪等常见刑事犯罪领域，他也承办了数十件案件，并获得无罪判决的案例。对于商事纠纷引发的刑事追责、民间矛盾激化类案件，他熟悉其侦查、起诉、审判全流程处理，能为当事人提供精细化、专业化的刑事辩护服务。

下面来看周文达律师承办的一起典型的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例。在此案中，周文达律师担任涉案单位负责人B某的辩护人。B某名下的某文化艺术公司主营高端管乐器进口、销售与艺术培训，是多家知名乐团的定点合作机构。2023年，B某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某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查。经侦查机关初步查明，B某存在三种走私行为：一是与国外某供货商共谋，将本应以一般贸易申报的300余支萨克斯、小号等乐器，通过多地旅检渠道，以“蚂蚁搬家”式水客携带入境，逃避海关监管；二是以低报价格方式从境外走私进口同类乐器50余支，通过伪造合同、发票压低申报价格，偷逃税款；三是与境外某供货商共谋，将一般贸易货物伪报为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贸易，套刷身份证提货入境。海关初核偷逃税额超过100万元，按照法律规定，若按个人犯罪处理，B某将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无缓刑可能；即便按单位犯罪，100万元也是“情节严重”的分水岭，作为单位负责人的B某会跳档加重量刑。B某到案前表示，公司一直合法经营，是因自己欠缺对海关政策的理解，被供货商误导才涉案，一旦自己被判实刑，公司将难以为继，员工也会失业。所以，其核心诉求是希望认定为单位犯罪，精准核减税额，争取缓刑。

这起案件存在多个难点。首先，侦查初期办案机关倾向于认定B某个人犯罪，资金流与个人高度关联，要将其转变为单位犯罪认定难度较大。其次，海关初期计核的偷逃税额逼近110万元，若该数额被法院采信，即便认定单位犯罪，B某仍面临三年以上实刑，而要核减税额，需从复杂的证据中找出问题。

针对这些难点，周文达律师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在主体定性方面，他从单位犯罪展开体系化论证，形成书面辩护意见提交检察机关。提出走私行为系为公司经营所需，乐器用于公司业务，体现单位整体意志；全部违法所得归公司账户，用于公司运营；公司合法注册、具备资质，并非为犯罪而设立；涉案行为是B某作为单位负责人的履职行为。同时，他检索并提交最高检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案发当地同类不起诉/缓刑案例，明确指出对该类案件的认定思路，最终检察机关采纳单位犯罪意见，将公司列为被告单位，B某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税额核减方面，周文达律师团队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对《海关核定证明书》开展实质审查，发现存在数量重复计算和合法交易混入的问题，向检察机关提交详细法律意见，最终海关重新计核，将偷逃税额定格在94.8万余元，落在100万元以下的降档区间。在审查起诉阶段，周文达律师主动构建认罪认罚+全额退缴+合规整改+类案支撑的立体化从宽体系，多次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指导公司全额退缴税款，启动企业合规整改，提交类案及不起诉意见，最终检察机关作出量刑建议。庭审中，周文达律师继续强化辩护意见，法院采纳全部量刑建议，B某被判处缓刑。

在这起案件中，周文达律师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准确把握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从证据中找到突破口，成功实现从“个人犯罪”到“单位犯罪”的转变，为B某争取到更有利的量刑标准。在税额核减方面，他仔细审查证据，发现海关核定税额中的问题，通过专业的法律意见让海关重新计核，将税额压至100万元以下。在与检察机关的沟通中，他构建的立体化从宽体系，为B某争取到了合理的量刑建议。

这起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普遍价值。随着经济的发展，走私类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证据和法律问题。周文达律师的成功辩护为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于同行来说，要注重从证据中寻找突破点，准确适用法律，积极与办案机关沟通。对于当事人来说，遇到此类案件要及时委托专业律师，律师的专业辩护可能会为当事人争取到更有利的结果。

周文达律师在每一个案件中坚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理念，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丰富的实务经验和严谨的辩护思路，为当事人提供精细化、专业化的刑事辩护服务，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