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方为规避招投标风险,以金钱换另一方放弃竞标时,这种行为是否必然构成串通投标罪?
2018年的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23号君威财富中心34层的办公室里,一份关于投标材料的交接记录摊在桌上,旁边是当事人甲的手写辩护要点。李建鹏正沿着案发现场的脉络,逐字核对每一份投标报名回执的签收时间,试图找到甲未实际参与投标的直接证据。此前的检察系统经历,让他对侦查阶段证据链的疏漏格外敏感。那时候他常接触的制度落实、案件办理,此刻都成了拆解案件的参照坐标。
李建鹏的名字,这是他以律师身份参与的第三百四十余件刑事案件。他曾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公诉岗位上参与过多起复杂案件,后来成为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所刑事委员会主任,这些身份让他对公诉方的指控逻辑有更清晰的判断。
他的目光落在案发现场的笔录上——车内交接39万元的时间,甲交出的材料里是否包含制作好的标书?如果没有,那所谓“串通投标”的核心行为便缺失了关键一环。他拿起笔,在案卷空白处标注出“未实际制作标书”的字样,这是他在执业中总结出的辩护策略,曾帮助多位当事人梳理过行为的边界。
那次庭审的法庭上,他没有堆砌辩护词的华丽辞藻,只是指着案卷里的中标公司信息,告诉合议庭,甲与该公司无任何关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他的行为对其他投标人或招标方造成了直接损失。他的声音稳定,每一句都对应着案卷里的书证。之前的教学经历,让他习惯用精准的表述让听者理解事实。
最终的判决结果里,法院采纳了他提出的两项辩护意见,这意味着当事人的罪责范围得到了明确限制。
李建鹏此刻坐在办公室里,翻看刚收到的太原科技大学校外导师聘书,这是他转型为律师后,将一线经验反哺法学教育的证明。他桌上的案件卷宗已经码到了半人高,每一本都标注着不同的罪名,那些曾在公诉岗位上积累的审查证据的能力,此刻都用在为当事人争取合理结果上。
他望着窗外的长风街车流,想起当年从检察系统离职时的职业选择——不是为了另一个身份,而是为了用更双向的视角,审视那些游走在规则边缘的商业行为。他知道,法律的边界从来不是模糊的,每一次精准的梳理,都是在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
他翻到当事人甲的辩护档案,在“量刑建议”一栏旁写下“仅处罚金”的字样。金句:“刑事辩护不是打破规则,而是在规则的缝隙里,给当事人争取最合理的空间。”他合上卷宗,将其放进标着“职务犯罪”的档案盒里,继续处理下一份等待梳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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