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保7万余元却未被收监：一份缓刑判决背后的证据博弈

伪造病历骗保七万元 控方坚持实刑指控

2022年夏，衡水某建筑项目工人在高空作业时未系安全绳坠落受伤，治疗结束后申请团体意外险理赔时，保险公司以“高空作业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属于条款约定免责范围”为由拒赔。当事人找到长期合作的保险中介，二人商议后修改门诊病历，将受伤原因从“高空无防护坠落”改为“平地搬运建材失足摔倒”，凭修改后的病历提交理赔材料，最终从保险公司骗取理赔款70384.09元。保险公司后续核查发现病历存在修改痕迹，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通过电话通知当事人到案接受调查，当事人到案后如实交代全部骗保事实，同案保险中介随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公诉机关审查全案证据后，以保险诈骗罪对二人提起公诉，指控二人构成共同犯罪，结合涉案金额属于“数额较大”档位的法律规定，提出了判处实刑的量刑建议。在控方的量刑逻辑里，伪造病历骗取保险金属于主动制造虚假材料的诈骗行为，主观恶意明显，若全部适用缓刑，难以体现刑法对保险诈骗行为的惩戒效果。

锚定核心量刑情节 构建从轻辩护体系

接受委托后，耿浩南作为辩护人第一时间查阅全部卷宗材料，没有急于形成辩护意见，而是逐页比对保险合同条款、原始病历、修改后的理赔病历、银行流水、退赃凭证、公安机关到案经过等十多份证据材料。辩护过程中，耿浩南没有纠缠于“是否构成犯罪”的无罪辩护思路，而是将辩护重心全部放在量刑情节的梳理上——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当事人到案，当事人没有逃避调查，到案后完整供述全部事实，符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的自首认定标准；涉案赃款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全额退缴，没有给保险公司造成实际财产损失；当事人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此次因对保险条款存在误解、急于拿到治疗费用才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主观恶性远小于蓄意预谋的保险诈骗。

耿浩南梳理了十余份对应证据，逐一对应法定从轻情节，庭审中向法庭提交完整的证据链，论证本案符合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对普通公民而言，刑事辩护的关键从来不是花哨的辩词，而是把每一个可以从轻的情节用扎实的证据固定下来，让法官在量刑时有明确的事实依据。

庭审聚焦三大争议 控辩围绕缓刑展开

庭审现场，控辩双方的核心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电话传唤到案能否认定为自首，控方认为当事人是在公安机关已经掌握骗保线索后才到案，不属于主动投案；辩方则提出，公安机关在未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仅以电话通知方式要求当事人到案，当事人完全有选择逃避的空间却主动配合调查，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二是全额退赃能否抵消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控方指出退赃只是事后弥补行为，不能抵消伪造病历的诈骗恶意；辩方则强调，退赃行为发生在报案初期，保险公司未遭受任何资金损失，实际社会危害性显著低于其他同类骗保案件。三是当事人是否具备适用缓刑的条件，控方认为共同实施伪造病历的诈骗行为，不适合全部适用缓刑；辩方则提出，两名当事人均无犯罪前科，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诚恳，符合社区矫正的适用要求，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

整个庭审过程没有激烈的情绪对抗，双方围绕证据规则与量刑情节展开理性辩论，法庭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对每一项量刑情节都逐一进行了核实确认。

法院采纳从轻意见 二人适用缓刑未收监

法院审理后最终全部采纳辩护方的量刑意见：认定当事人经电话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事实的行为构成自首，结合其全额退赃、自愿认罪悔罪的情节，主观恶性较小，未造成保险公司实际财产损失，社会危害性较低，依法对二人适用缓刑。最终判决当事人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同案保险中介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判决作出后，二人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二人均无需收监执行。

这起发生在普通务工人员身上的保险诈骗案件，没有激烈的对抗与戏剧性的反转，只是清晰呈现了刑事诉讼中法定从轻情节对量刑结果的直接影响。对更多普通人而言，遭遇保险理赔拒赔时，通过修改材料骗取理赔金的行为必然触碰刑事法律红线，而案发后主动配合调查、全额退赃、认罪悔罪，是争取从宽处理最实在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