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签一个合同，感觉违约金过高，想知道合同法解释违约金过高

合同法》114规定只有违约金过高时，当事人方可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因此针对一方当事人的适当减少请求，前提是违约金的约定过高。
(一)损失范围的确定
《合同法》第114条规定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判断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首先就需要明确损失的具体范围。《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前段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通说认为，该规定确定了合同法上的完全赔偿原则，即合同主体可以通过违约损害赔偿达到如同合同全部适当履行时应达到的状态。114条第二款将违约金过高参照的损失表述为“造成的损失”，与113条一致，但是《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又表述为“以实际损失为基础”，通说认为实际损失同信赖利益损失，即一方当事人由于信赖合同的有效性而遭受的损失，此时须使守约方恢复到如同合同未成立的状态。很明显信赖利益损失并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
是不是可以认为违约金制度中的损失并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对此， 29条第一款要求法院参考“预期利益”裁判，可见司法解释并没有排除可得利益。因此，确定损失范围时，亦应包括可得利益损失。此外，在确定损失范围时，须注意可预见规则、损益相抵规则、过失相抵规则等相关规定对于损失范围的限定。
如果违约行为并未造成损失，甚至守约方获得的利益超过了其所遭受的损失，此时，当事人提出要求适当减少违约金，法院实际上无法在违约金与造成的损失之间建立对比关系，对于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应该如何裁判?
首先，应该判断此类违约金条款是否存在无效及当事人是否针对性地提出撤销、变更违约金条款的请求。还要寻找其他部门法对于一些特殊领域的违约金是否有强制性规定。
其次，在举证责任上应由主张予以减少的当事人承担证明损失不存在的事实。(通说认为当事人约定违约金条款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损失的确定和计算，因此主张违约金责任的当事人只需证明违约行为发生即可，而不需证明损失是否实际发生及损失额的大小。)如果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能够证明且违约金在性质上属补偿性的(由于合同法违约金的性质以补偿性为主，因此在当事人无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应推定为补偿性违约金)，则可以免除。但是，如果当事人有诸如明确约定无论是否造成损失违约人都要在违约行为发生后支付违约金的惩罚性约定，此时，裁判者
首先应考虑违约金约定是否有违合同正义，有乘人之危、显失公平的嫌疑，否则法院应尊重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二)违约金过高的认定标准
《合同法》第114条第二款未区分违约金的性质，统一规定以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为标准来认定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法院减少违约金。《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第一款则强调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并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衡量。29条第二款则为法院在一般情形下判断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提供了相对客观的量化参考标准，即违约金高于造成的损失百分之三十。司法解释将弹性与刚性规定相结合，为法院裁判过高违约金问题提供了妥当的方案。司法实践中，面对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适用29条时，法官面临的问题往往是如何正确适用第一款与第二款，如何理解以实际损失为基础与兼顾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第二款为法院判断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造成的提供了量化的参考标准即：“当超过造成损失30%”时，“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损失。该款规定将违约金过高的认定标准与损失直接挂钩，即一般情况下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系造成的损失1.3倍以上时，就可以认定为过高。百分之三十的量化标准考虑到了守约方难以证明的损失、非财产损失，兼顾了违约金的补偿性与惩罚性适度，相对客观的标准也减少了法官适用法律的随意性，有利于同意裁判尺度。但是，如果一刀切地适用百分之三十的标准，则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一旦高于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只要违约方通过反诉或者答辩的方式请求适当减少并且也能够证明其主张，违约金就会被适当减少，造成的后果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间被司法压缩，司法裁判背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得违约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落空，背离了合同自由原则。因此，在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时，不宜一刀切地适用百分之三十的标准。确定了违约金高于造成的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后，应当遵照司法解释二的综合标准，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是否故意违约、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下民商事主体对于违约金惩罚性的接受程度、缔约双方的经济能力等因素，综合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在充分尊重民事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认定当前的违约金是否有违公平原则，判断合同是否具有特殊情形并且该类特殊情形足以使法院认为即使违约金高出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也不构成过分高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