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吸案中部分退赔下的量刑辩护实践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不少普通业务岗或中层管理岗当事人都会面临类似的现实困境：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元，自身仅从岗位获取少量劳务报酬，根本不具备全额退赔的经济能力，而早期这类非法集资案件的司法裁判尺度普遍偏严，即便当事人有主动投案的行为，没有全额退赃的前提下，也很难获得从轻量刑的认定，甚至不少当事人会被判处远超自身行为危害性的刑期。很多当事人家属在委托法律服务时，最初都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全额退赃退赔上，但实际筹备资金的过程中才发现，即便掏空全部家产，也只能覆盖极小比例的集资损失，前期制定的辩护计划很容易直接陷入僵局。

这类案件的普遍卡点在于，办案机关审查案卷材料时，往往会优先把集资参与人的实际损失弥补情况作为量刑的核心考量因素，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等法定从宽情节，很容易因损失未填平而被弱化适用。某甲所涉的这起案件同样面临这类问题，其在公司内仅承担部门管理职责，没有参与顶层的集资模式设计，也未从集资款中获取大额分成，仅靠自身劳动报酬根本无力覆盖数千万元的集资损失，初期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未充分考量其个体情节，给出的刑期明显超出同类有类似从宽情节的案件的裁判尺度。程豪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对接了仍在取保候审状态的当事人，结合自身此前在南京市百名刑辩律师培训工程中积累的类案检索经验，以及作为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熟悉的属地裁判规则，开始梳理全案的证据脉络，没有把精力放在不切实际的全额退赔沟通上，而是把已有的可落地情节逐一固化为规范的法律依据。

团队首先核对了当事人主动前往公安机关投案的全部流程细节，包括投案的时间节点、首次讯问时的供述完整度，确认不存在自动投案后又翻供的情形，完全符合自首的法定构成要件，同时同步对接检察机关的案件承办人，提前提交了关于自首情节认定的法律意见，避免后续审查起诉阶段该情节被遗漏认定。紧接着团队协助当事人梳理此前的认罪认罚意愿，在律师见证下全程规范完成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确保该从宽情节能够被完整纳入案件的量刑考量体系。针对当事人经济困难无法全额退赔的现实情况，程豪律师没有要求家属强行筹措超出能力范围的资金，而是引导家属优先退出当事人实际获取的全部违法所得，同时逐一联系之前有过接触的部分集资参与人，坦诚告知当事人的实际经济状况，沟通后续退赔的可行方案，最终拿到了部分集资参与人出具的书面谅解材料。

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围绕已核验的全部从宽情节逐一发表辩护意见，同步提交了退赃凭证、谅解书以及多份属地同期同类已生效的裁判文书，清晰呈现同类案件中具备自首、认罪认罚、部分退赔谅解情节的当事人的量刑区间，明确指出本案当事人并未参与公司核心决策，所起作用相对有限，即便无法全额弥补损失，已付出的退赔努力也足以体现其明确的悔罪态度，应当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量。法院最终审理后，认定被告人某甲伙同他人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结合其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构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退赔部分款项并取得部分集资参与人谅解的情节，依法判处某甲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

在这类早期非法集资案件的办理语境下，不少当事人及家属的普遍认知是只有全额退赃才能获得从轻处理，但实际上结合属地的裁判实践规则，即便无法全额退赔，只要能把所有符合法律规定的从宽情节逐一固定并清晰呈现给裁判者，依然可以在法定幅度内争取到相对有利的结果。程豪作为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拥有超过十一年的法律执业经验，此前办理过多起不同类型的疑难刑事案件，包括全国首例全链条打击侵犯公民停车信息案、非法经营罪（电视机顶盒）案等，其中多起案件的辩护意见都得到了司法机关的采纳。这类辩护经验的积累，让团队在处理这类看似没有操作空间的非吸案件时，不会被“全额退赔才能从轻”的固化思维限制，能够从案件的细节中挖掘出符合法律规定的从轻依据。

这类案件的后续处理中，当事人已经服判，没有提出上诉，后续其也可以继续通过自身劳动逐步筹措资金，向剩余未获得退赔的集资参与人履行退赔义务，后续也可参照服刑期间的相关规则获得对应的减刑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每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涉案情节、当事人岗位作用、属地裁判尺度都存在明显差异，不存在可以直接照搬套用的辩护模板，所有的辩护策略都必须结合案卷的具体证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同期的司法裁判倾向来制定，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