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贤龙自2016年执业至今,深耕法律实务近十年,办理了100余件刑事辩护案件,其中不乏性侵未成年人这类性质敏感、量刑极重的案件。从这些案件中,总结出了四个可重复使用的判断逻辑和操作要点。
精准定位辩护突破口
在某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同时,被告人存在两次前科,系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辩护空间极小。余贤龙接手案件后,第一时间全面阅卷、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精准识别出本案最大辩护空间为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避免无效对抗,最大化争取从轻空间。操作上,律师需全面细致地审查案件材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深入挖掘主观认知辩护
还是上述案件,余贤龙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具体做法是,对涉及主观认知的证据进行深入分析,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辩护观点,以获得法庭认可。
全程主导认罪认罚与谅解工作
该案件中最难突破的是未取得谅解、无法大幅从轻。余贤龙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案件从轻奠定决定性的从轻情节,直接降低量刑档次。律师要积极主动地与各方沟通,促成认罪认罚和谅解的达成,为当事人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
累犯案件精细化量刑辩护
由于被告人系累犯,法定从重、几乎无轻判空间。余贤龙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科性质、本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说服法院采纳量刑建议下限。在处理累犯案件时,律师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精细化的量刑辩护,以实现最佳的量刑结果。
在性侵未成年人这类极难案件的辩护中,精准定位、深入挖掘、积极沟通和精细化辩护是关键,能为当事人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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