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贤龙律师为性侵案被告人争取最低刑，实现从轻辩护

余贤龙作为江西赣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核心合伙人，从2016年执业至今，深耕法律实务近十年期间，在刑事辩护领域有着深厚的经验。此次他接手的这起性侵未成年人（幼女）刑事法律事务，可谓是挑战巨大。

法律事务发生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是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是，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这起法律事务存在诸多难点，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对其保护力度极强，量刑基准高、从重情节明显；被告人存在两次前科，是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被害人陈述、聊天记录、酒店入住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极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量刑区间偏上，辩护空间极小。

余贤龙律师接受被告人委托，全程担任一审辩护人。拿到法律事务后，他第一时间全面阅卷，仔细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精准识别出本案最大辩护空间：主观认知、从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在“累犯+幼女+多次”三重极重情节下，他精准锁定从轻突破口，避免无效对抗，最大化争取从轻空间。

在深入挖掘主观认知辩护方面，余贤龙律师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他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从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这一观点从根源降低了主观恶性评价，获得了法庭的认可。

为了打造从轻核心依据，余贤龙律师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最终，成功达成刑事谅解，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法律事务从轻奠定了决定性、关键性、不可替代的从轻情节，直接降低了量刑档次。

面对被告人是累犯，法定从重、几乎无轻判空间的情况，余贤龙律师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科性质、本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他的论证说服了法院，使其采纳量刑建议下限，在极难法律事务中实现了最佳量刑结果。

在证据质证环节，余贤龙律师对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证人证言、酒店证据逐条质证、精准抗辩，排除不合理放大指控的部分，保留事实、弱化恶性、强化从愿、降低社会危害性评价，确保法庭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量刑。

庭审中，余贤龙律师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语言沉稳、重点突出。他既尊重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又兼顾被告人教育挽救，平衡各方利益，成功说服合议庭采纳全部从轻意见，庭审效果极佳。

从侦查、审查起诉、一审开庭、庭后沟通、量刑协商，余贤龙律师全程跟进、全程把控、全程主导。在本案性质极重、社会敏感度高、证据极硬、累犯从重的极端困难法律事务中，他成功为委托人争取到最低刑罚，最大限度降低了牢狱之灾，保留了委托人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充分体现了刑事辩护的高度专业水准与责任担当。最终，法院审理后全面采纳余贤龙律师核心辩护意见，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期间，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了法律事务最轻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