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诈骗案29万涉案金额，两被告最终获刑几何？

在法律案件的处理中，刑事辩护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领域。从2012年开始执业至今，刘映辉已经手众多刑事案件，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下面就来看一起她代理的诈骗罪案件。

2020年10月，一场与口罩有关的诈骗案悄然发生。被告人刘X以销售口罩为名，通过中间人王X与被害人周X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以单价0.065元/个的价格出售430万个口罩。周X支付了货款279,500元，然而他不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刘X为获取信任，伪造湖北X公司盖章的供货协议及装车视频，并将款项转入朋友谢X名下的银行账户。之后，刘X仅向实际供货方李X支付部分货款60,300元，其余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挥霍，还安排谢X协助转账。谢X在明知所收资金“违法”的情况下，仍提供银行卡并开通网银协助转移资金，从中分得44,000余元。因未实际发货，周X拒绝支付第二批货款，刘X随即失联。

案发后，刘X、谢X先后主动投案，二人家属积极退赔全部损失，刘X退170,000元，谢X退54,000元，李X退还60,300元，周X出具了谅解书。公诉机关以诈骗罪对二人提起公诉，涉案金额279,500元，属“数额巨大”。

刘映辉接手此案后，采取了一系列辩护策略。首先是精准定性辩护，刘X辩护人主张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而非普通诈骗罪，强调交易存在形式上的合同要素，试图争取更轻量刑。虽然法院未采纳这一观点，认为“合同仅为诈骗手段”，但这体现了刘映辉对罪名适用的专业研判。多年来办理大量刑事案件，她深知罪名的准确认定对量刑的重要性。

在强化从宽情节方面，刘映辉全面梳理并突出刘X、谢X的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针对谢X，重点论证其事前不明知具体诈骗内容，仅知“收违法钱”，主观恶性较轻，且作用次要，应认定为从犯。

同时，两辩护人均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刘X辩护人主张“初犯、偶犯、悔罪态度好”；谢X辩护人强调“犯罪情节极度轻微、具偶然性”，不过谢X辩护人错误主张其有“立功”情节，后被法院驳回。

此外，谢X辩护人还提出其仅应对分得的44,000元负责，不应承担全案27万余元的共犯责任，虽未被采纳，但反映了刘映辉对共犯故意范围的精细化抗辩。

在程序保障与沟通协调上，刘映辉推动家属及时退赔、促成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为量刑从宽奠定事实基础；协助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争取检察机关出具相对有利的量刑建议。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定：刘X构成诈骗罪（主犯），数额巨大，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防疫物资名义诈骗，依法从重；鉴于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谢X构成诈骗罪（从犯），虽对具体诈骗方式不知情，但对刘X实施犯罪具有概括故意，成立共犯；结合从犯、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获法院采纳，缓刑请求均被驳回，因为诈骗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较大。

律师价值

在本案中，刘映辉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能力。在罪名定性上，虽未成功改变定性，但体现了对法律条文的深入研究和精准把握。在证据和情节梳理方面，全面细致地挖掘两被告的从轻情节，为量刑争取了有利条件。在程序推动上，积极协调家属退赔、促成谅解书和具结书的签署，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为司法机关的量刑提供了参考。

实践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诈骗罪的认定和量刑，法院会综合考虑犯罪金额、犯罪情节、自首、退赔、谅解等因素。对于共同犯罪，会区分主从犯，根据各被告人的作用和主观故意程度进行量刑。同时，在疫情等特殊时期，假借防疫物资名义实施诈骗的行为会被依法从重处罚。

结尾

对于普通人遭遇诈骗后的困惑，刘映辉通过本案给出了答案。她在证据链构建上，深入挖掘案件细节，梳理从轻情节；在关键时机把握上，推动家属及时退赔、签署具结书；在法律适用上，对罪名和共犯责任进行精准研判。这些综合优势为当事人争取了相对有利的判决结果，也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