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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诈骗29万,主犯从犯咋量刑?法院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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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律图小编整理 · 2026.05.20 · 1425人看过
金融诈骗辩护专业律师 刘映辉律师 已认证
评分:5.0 执业14年 职务:合伙人
律所: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
执业证号:14401201210034788
擅长领域:合同事务
咨询电话:15818187968
案例展示:-
律师优势:办过大案,高学历,丰富的专业经验;刘映辉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国司法部注册律师,全国律师协会会员,广州市律师协会会员,现为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律师,知名民商法律专家,目前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 刘映辉律师十年办案经验,目前实行团队化办案,团队成员均毕业于国内重点一本院校法学院,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部分团队成员有国内法院、检察院、上市公司工作经验,团队成员各有所长。尤其擅长刑事辩护、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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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疫情期间,有人竟假借防疫物资名义实施诈骗。被告人刘X以卖口罩为由,骗取被害人周X279,500元,还拉上朋友谢X帮忙转账。案发后两人主动投案,家属也积极退赔。那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刑罚?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口罩诈骗29万,主犯从犯咋量刑?法院判了!

案件事实背景

2020年10月,疫情正严峻时,被告人刘X打起了歪主意。他通过中间人王X和被害人周X达成口头协议,以单价0.065元/个的价格卖430万个口罩给周X,周X支付了279,500元货款。为让周X信任,刘X伪造了湖北X公司盖章的供货协议和装车视频,还把钱转到朋友谢X名下账户。之后,刘X只给实际供货方李X付了60,300元,剩下的钱自己还了债、挥霍掉,还让谢X帮忙转账。谢X明知钱“违法”,仍提供银行卡并开通网银协助转钱,自己还分了44,000余元。周X见没收到货,拒绝付第二批货款,刘X就失联了。案发后,刘X和谢X主动投案,两家家属积极退赔全部损失,周X也出具了谅解书。公诉机关以诈骗罪对二人提起公诉涉案金额279,500元,属“数额巨大”。

核心争议点

1.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

2.谢X是否构成从犯,应承担多大的责任范围?

3.刘X和谢X是否适用缓刑

逐一拆解争议点

1.关于罪名定性

法院查明的事实:刘X虽与周X有口头协议,但该协议只是其实施诈骗的手段。

双方各自主张:刘X辩护人主张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强调交易存在形式上的合同要素。公诉机关认为是普通诈骗罪。

法院最终认定:法院采信了公诉机关的理由,认为合同仅为诈骗手段,应定性为普通诈骗罪。因为刘X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虚构卖口罩的事实骗取钱财,合同并非真正用于规范交易,而是诈骗的幌子。

2.关于谢X的责任认定

法院查明的事实:谢X在明知所收资金“违法”的情况下,仍提供银行卡并协助转账,虽对具体诈骗方式不知情,但对刘X实施犯罪具有概括故意。

双方各自主张:谢X辩护人提出其仅应对分得的44,000元负责,不应承担全案27万余元的共犯责任。公诉机关认为谢X构成诈骗罪共犯,应承担相应责任。

法院最终认定:法院采信了公诉机关的理由,认定谢X构成诈骗罪从犯。因为谢X虽不知具体诈骗方式,但他对资金违法是明知的,且积极协助转账,在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应承担全案的共犯责任。

3.关于缓刑适用

法院查明的事实:刘X和谢X虽有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但诈骗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较大。

双方各自主张:刘X辩护人主张“初犯、偶犯、悔罪态度好”;谢X辩护人强调“犯罪情节极度轻微、具偶然性”,并错误主张其有“立功”情节。公诉机关认为不应适用缓刑。

法院最终认定:法院采信了公诉机关的理由,驳回了缓刑请求。因为诈骗数额巨大,即使有从轻情节,也不能消除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整体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定,刘X构成诈骗罪(主犯),数额巨大,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防疫物资名义诈骗,依法从重;鉴于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谢X构成诈骗罪(从犯),结合从犯、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获法院采纳,缓刑请求均被驳回。

法律建议

这个案子看下来,有几点普通人也能记住。首先,在交易时要保持警惕,尤其是涉及大额资金和防疫物资等敏感领域,不要轻易相信口头协议,最好签订正式合同并核实对方身份和资质。其次,如果发现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交易,千万不要参与,哪怕只是帮忙转账之类的小忙,也可能构成犯罪。最后,一旦遭遇诈骗,要及时报警,保留好相关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结尾

本案中,刘X和谢X因诈骗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即便有自首、退赔等情节,也不能逃脱刑罚,这警示着人们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刘映辉律师在这起案件中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能力。他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期间打下的扎实功底,在处理本案复杂的罪名定性和责任认定问题时派上了大用场。执业的这十余年里,他办过众多刑事案件。正是这些实战积累,让他在本案中一眼看出了罪名适用、从犯认定等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就是这起案子的最终结果,也是专业价值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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