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前情侣关系”壁垒为强奸案立案

在2025年的一起强奸罪控告案中，警方起初的处理结果令人意外。当事人Q报警称遭N强奸，然而派出所民警认为二人是情侣吵架，且Q未能提供N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证据，将Q劝返。Q再次报警并提供监控视频后，警方仍以无法证明“非自愿发生性关系”为由口头表示不予立案。直到律师介入，案件才出现转机。

这起案件推进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阻碍。公安机关初期不予立案，深层原因在于受“熟人强奸”，尤其是“前情侣纠纷”的固有观念影响，倾向于以“半推半就”“事后反悔”等理由进行推脱。要打破这种固有观念，需要独特的处理路径。而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拥有法学学士和在职研究生学历，自2013年开始执业，承办各类案件500余件，其中自2019年起侧重于刑事辩护业务，办理刑事案件近120起。这样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办案经验，让律师能够敏锐地找到破局点。

律师首先主动剥离“前情侣关系”这层干扰滤镜。通过8月19日明确的微信分手对话、N将婚房挂网出租的行为，证明案发时双方情侣关系已终结，仅为普通朋友关系，彻底否定了可基于亲密关系推定“默示同意”的基础。同时，店内监控录下的Q在醉酒状态下仍清晰说出“别动我”“分手了”“别脱我裤子”等言语，是其明确的意志表示，直接击碎了“自愿”或“默许”的想象。

在证明“非自愿性”方面，案件也存在难点。本案定性的关键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其他手段”。律师围绕“醉酒”这一状态，构建了多层论证。监控视频中Q身体摇晃、呕吐、言语含混等表现，结合其自述饮用9瓶啤酒的事实，足以证明其达到重度醉酒，丧失认知与反抗能力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法律推定其不具有性同意能力。N作为共同饮酒者，对Q的醉酒状态是明知的。其在Q已无意识能力的情况下实施性行为，主观上具有利用该状态的故意，符合“以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主观要件。此外，律师还引入了医院的医嘱这一强有力的辅助证据，Q在案发前不久因流产手术发现附件囊肿，医生明确告诫“2～3个月内禁止性生活”，从医学角度表明，Q在案发时客观上根本不具备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条件，侧面佐证了发生性关系必然违背其真实意愿。

在程序策略选择上，律师同样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处理方式。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律师并未按照办案警官的建议直接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而是首先启动复议程序。这是因为律师深知，若直接跳至检察院监督程序，相当于主动放弃了公安机关内部的复议、复核这两道纠错机制，可能使案件陷入“不可逆”的单一路径。而通过复议、复核再到检察监督，实质上构成了三次独立的审查机会，层层递进，为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争取了更充分的审视空间。同时，复议程序利用公安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程序更为直接、高效，一份论证扎实、说理充分的复议申请书，既能展现案件的专业性与严重性，争取内部重新审视，也能在复议决定中固化公安机关的认定理由，成为后续复核或检察监督程序中评价原决定是否错误的核心依据。

最终，在2025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正式对N某某涉嫌强奸罪立案侦查。虽然案件立案了，但后续的侦查和审判工作还很漫长。当事人Q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内心的创伤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而这起案件也提醒着社会，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不能被固有观念所束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实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