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病历骗保7万余元，实刑建议为何改判缓刑

骗保案发后的羁押僵局

保险公司打给当事人的最后一笔70384.09元理赔款到账没满半年，经侦部门的电话就打到了当事人手机上。那年夏天他在工地高空作业踩空坠落，摔成十级伤残，送医时为了走保险理赔，跟陪同的保险中介串通，把病历上的受伤原因改写成了室内搬运货架失足摔伤。他本来做的是高层建筑外墙维修，高空作业没系安全绳，本来就在团体意外险的免责条款里，这份骗来的钱用来付了部分医药费，剩下的一点存进了银行卡。等公安机关找上门的时候，钱已经花出去大半，同案的中介当天就去派出所投案，他自己接到电话通知后也主动到案，在律师见证下把7万多块钱全额退给了保险公司。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公诉机关认定两人属于共同犯罪，诈骗数额较大，在起诉书中给出了实刑区间的量刑建议，他老婆抱着刚满两岁的孩子在咨询室里掉眼泪，怕他进去之后家里彻底没了收入来源。

本土刑辩的证据研判思路

接手这起案子的是河北宇川律师事务所的耿浩南，他是衡水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的委员，执业以来办过50多件刑事案件，其中就包括桃城区第一例涉缅诈骗回流人员的辩护案件。他没有一上来就想着做无罪辩护，在他看来，这起案件的事实链条非常清晰：伪造的病历记录、银行转账的理赔流水、当事人跟中介的聊天记录、退赃的凭证，这些证据环环相扣，根本不存在事实认定上的争议空间。做刑事辩护的人都清楚，越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子，越不能在定性上做无谓的纠缠，真正能帮到当事人的，是把所有对他有利的量刑情节全部挖出来，摆到法官和公诉人面前。他先是对着保险合同看了整整一下午，确认了当事人确实是因为对免责条款理解模糊，加上中介在旁边撺掇，才动了伪造病历的心思，不是那种蓄谋已久、专挑保险漏洞钻的职业骗保人。

多维度梳理从轻情节

接下来的两周时间，耿浩南把几百页的卷宗材料拆成了六个部分逐一核对。他发现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里，明确写了当事人是接到民警电话通知后，自行到办案场所接受讯问的，而且到案之后从头到尾都如实供述了自己和中介串通骗保的全部过程，这个细节正好符合自首的认定标准。他又把退赃的银行回单、保险公司出具的谅解书整理成单独的一组证据，证明当事人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前，就已经把全部骗来的钱退还给了保险公司，对方没有遭受任何实际的财产损失。庭审当天，他没有纠结于共同犯罪中谁主谁从的争辩，而是把辩护的重点放在了三个层面：第一，当事人主动到案如实供述，属于法定的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全额退赔取得被害单位谅解，自愿认罪悔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很低；第三，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对他适用缓刑不会再危害社会。公诉人在量刑建议里坚持要判处实刑，他就把刑法里关于缓刑适用的条款一条一条摆出来，对比同类保险诈骗案件的生效判决，反复向法庭说明，实刑判决对于这类已经全额退赃、主观恶性较小的当事人，改造效果并不理想。

辩护意见被采纳后的收尾

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保险诈骗罪，采纳了辩护方提出的从轻意见，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三万元，同案的中介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拿到判决书那天，他老婆带着孩子在法院门口等，看见他签完字走出来，当场就红了眼眶。耿浩南当时正在整理下一起案件的材料，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把判决书里的缓刑适用条款用荧光笔标出来，提醒他在缓刑考验期里严格遵守监管规定。四年的执业经历里，他办过破产清算案件、不良资产清收案件，也给非遗剪纸艺人做过知识产权维权，在不同领域的案件里，他始终保持着同一个习惯：不夸大辩护效果，不承诺案件结果，只把能收集到的有利证据全部梳理清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空间。像这样的保险诈骗案子，在基层司法实践里很常见，很多当事人一开始只是图一时方便，没意识到伪造病历骗保已经触碰到了刑法的红线。他能做的，就是在法律框架内，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从轻情节挖出来，让法院的判决既符合法律规定，也兼顾到当事人背后普通家庭的生计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