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八千余万的电诈案件开庭，金额核对与从犯认定影响量刑幅度

案件的起因来自某电商公司依托自建的虚假投资平台实施的系统性诈骗。团伙按照管理层、团队组长、普通业务员划分层级，使用统一配发的工作设备，以虚假身份添加陌生被害人，通过固定话术建立信任，再借助朋友圈展示虚假盈利截图、群内烘托投资氛围等方式，营造平台低风险高收益的假象，诱导被害人充值下注。平台后台可以人为操控交易赔率与输赢结果，不具备真实投资交易功能，被害人的资金最终通过平台抽取手续费、人为操控盈亏被团伙非法占有。经司法鉴定，全案涉案流水金额达八千余万元，明确登记的受害人数为38人，不同层级的被告人根据入职时长、所属团队、实际参与业绩，对应不同的涉案金额与违法所得，部分人员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公诉机关以诈骗罪对全部二十余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案发之后，全部涉案被告人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续多数人员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仅有少数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移送法院审理阶段，多名被告人的家属委托广元剑阁县杜得林律师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案件中部分底层业务员由法院指定辩护人参与庭审。

接受委托后，辩护团队首先开展全面阅卷工作，本案证据材料数量庞大，包含涉案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报告、银行流水、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搜查扣押凭证。团队对所有材料逐份梳理，理明团伙内部的组织架构，明确每一名被告人的具体岗位职责、实际参与时长与行为边界。针对控方指控中的核心争议——犯罪金额核算问题，辩护团队将工作重点放在司法鉴定数据的逐笔核对上，发现公诉机关对部分核心管理人员的涉案金额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随即针对这一问题整理对应证据，逐一举证说明重复计算的具体情形，依法向法院提出扣减相应涉案金额的申请。

在共同犯罪地位的界定上，辩护团队结合全案事实提出，所有接受委托的被告人均受公司上级人员的统一安排与管控参与作案，不存在发起、策划、组织、主导整个犯罪活动的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与此同时，辩护团队逐一对接各被告人及其家属，引导家属主动退缴违法所得、预缴对应罚金，推动多名被告人主动超额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尽可能弥补被害人因诈骗遭受的财产损失。

庭审现场的辩护环节，辩护团队结合每一名被告人到案后的表现、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初犯偶犯的实际情况、积极退赃退赔的行为、主观恶性程度与社会危害性大小，逐一发表针对性的辩护意见，为当事人争取较轻的处罚结果与缓刑适用空间。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全面采纳了辩护团队提出的核心辩护意见，首先启动涉案金额的重新核定程序，纠正了之前的重复计算问题，大幅缩减了核心被告人被认定的犯罪数额；同时对各被告人的从犯地位、坦白认罪、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等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情节全部予以确认。

最终判决结果显示，全案二十余名被告人均获得不同程度的从轻处罚：层级最高、涉案金额最大的核心管理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各组团队组长根据各自涉案金额、实际履职情况，分别被判处三年一个月至三年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及对应罚金；绝大多数普通业务员适用缓刑，其中多名被告人被判处一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免于实刑关押。法院同时依法没收全部涉案作案工具，对尚未退缴完毕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被告人超额退赔的款项全部用于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从整个案件的推进过程来看，涉案金额的逐笔核对是影响量刑幅度的关键环节，重复计算部分的剔除直接降低了对应被告人的涉案认定数额；而从犯地位的明确、退赔退赃情节的落实，也为多数中层、底层被告人争取缓刑奠定了基础。这类层级分明的共同犯罪案件，不同人员在团伙中的实际作用边界，往往需要依托卷内的电子数据、任职记录、业绩明细逐一对应，这也是杜得林律师团队在这类经济犯罪辩护中重点打磨的工作方向。杜得林律师长期专注经济犯罪辩护，曾代理多起单案涉案金额超九千万元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熟悉大额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证据梳理与量刑辩护逻辑，同时担任多家本地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处理过大量民商事领域的合同与债务纠纷，办案过程中注重结合退赔、认罪认罚等实际行动争取从宽处理，也有较多推动案件以调解方式化解的实践经验。案件结束后，法院在惩处犯罪的同时，将超额退赔款用于被害人损失修复，兼顾了刑罚适用与损失弥补的双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