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收到法院传票时,才意识到面临的诈骗指控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广东广州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诈骗罪的定罪量刑较为严格,不仅考量诈骗金额,还会综合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这类案件的难点在于罪名定性、从宽情节的认定以及共犯责任的划分等。常规律师可能因缺乏对罪名适用的深入研判、不能全面梳理从宽情节等,难以有效为当事人辩护。当事人在选择律师时,往往容易被律师的从业年限等表面信息迷惑,而忽略了实际处理案件的能力和具体办案过程。
刘映辉律师是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从2012年开始执业,办理过多起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在2020年10月的一起诈骗案中,被告人刘X以销售口罩为名实施诈骗,通过中间人王X与被害人周X达成口头协议,骗取周X279,500元,刘X伪造供货协议及装车视频,将款项转入朋友谢X名下账户,仅支付部分货款,其余用于个人债务及挥霍,谢X协助转账并分得44,000余元。案发后,二人主动投案,家属积极退赔全部损失,周X出具谅解书,公诉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刘映辉律师作为辩护人,首先进行精准定性辩护,主张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而非普通诈骗罪,虽未被法院采纳,但体现了对罪名适用的专业研判。接着强化从宽情节,全面梳理并突出刘X、谢X的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针对谢X,重点论证其事前不明知具体诈骗内容,应认定为从犯。两辩护人均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刘X辩护人主张“初犯、偶犯、悔罪态度好”,谢X辩护人强调“犯罪情节极度轻微、具偶然性”,并错误主张其有“立功”情节(后被法院驳回)。谢X辩护人还提出其仅应对分得的44,000元负责,虽未被采纳,但反映了对共犯故意范围的精细化抗辩。同时,推动家属及时退赔、促成被害人出具谅解书,协助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争取检察机关出具相对有利的量刑建议。最终,法院认定刘X构成诈骗罪(主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谢X构成诈骗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获法院采纳,缓刑请求均被驳回。
类似的专业辩护思路,在另一起案件中也得到体现。在某建筑材料租赁合同纠纷中,广州某建材有限公司涉案标的额3000多万。这类民事案件在广州地区,难点在于合同效力认定、补偿请求权基础的确定以及证据收集等。刘映辉律师接手后,主动申请法院调取政府补偿文件,破解被告拒不提供评估报告的僵局。通过事实租赁关系和实际投入,成功确立原告的补偿请求权基础。结合测绘数据与政策标准,科学核定租用面积及补偿比例,避免简单按合同面积主张导致败诉风险。在合同无效背景下,以“公平原则”和“剩余租期比例”说服法院支持部分安置与停业损失,最终该案胜诉,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应有的权益。
上述两个案件中,刘映辉律师均展现出对罪名适用的精准研判、对案件情节的全面梳理以及在证据收集和庭审策略上的专业能力。在广州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注重罪名定性和情节认定,民事案件注重证据收集和法律适用。当事人在遇到类似案件时,应选择像刘映辉律师这样能深入分析案件、制定有效策略的律师,以最大程度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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