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定第三人欺诈合同效力的方式是什么

无效合同是相对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欠缺合同生效要件，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确认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合同或者合同条款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3）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5）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6）对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免责的合同条款。（7）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由第一条可知，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一般属于可变更或撤销的合同，只有还损害了国家利益，则属于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是民法中可变更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一种．可撤销合同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可撤销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它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但又不同于绝对无效的无效合同。中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消。所以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的合同，肯定对对方构成意思误导，但是否无效取决于是否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国家利益一定无效，如果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如纯商业欺诈则属于可撤销合同，必须由受害方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一年内向法院申请撤销才无效，当然，撤销后和无效合同一样，自始无效。如果你对欺诈与第三方签订合同的效力这个问题有什么疑问，欢迎进一步咨询。

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而意思表示的目的，就是将以建立、改变或者消灭法律关系为内容的意思表现出来，以期促成所希望之法律效果的发生。[11]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想要表达或者相信要表达的内容，与其已经表达、且相对人已经受领的意思表示并不一致。当事人一方受第三人欺诈或胁迫时与相对人所订立的合同即属于此类。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想要表达的意思，与善意的相对人受领的、因受第三人的欺诈或胁迫而作出的表示内容之间，究竟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立法政策上，是立法者对有瑕疵的合同进行考量时，“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何者具有优先价值的抉择。法的安全由“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共同组合而成。静的安全强调对私权的尊重，其不能随意被限制或者被剥夺；动的安全强调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在合同的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当事人一方受第三人欺诈或胁迫的事实时，法律若肯定当事人一方的撤销该有瑕疵的合同权利时，即是偏重于保障静的安全；相反，法律若否定当事人一方撤销该有瑕疵的合同权利时，则是偏重于维护交易的安全。结合上文所归纳的当事人一方受第三人欺诈、胁迫而订立合同的效力模式以及相应的损害赔偿规范，可以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规范的价值考量及其合理性。《法国民法典》所规范的效力模式，是第三人实施欺诈以构成重大误解为限、第三人实施胁迫则无条件属于合同可撤销的原因。法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就第三人欺诈而言，实质上否认了第三人实施欺诈单独作为合同相对无效的原因，因此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就第三人胁迫而言，则偏重于保障当事人一方的意思即静的安全。《意大利民法典》为代表的效力模式所规范的，是无论行为相对人是否知道该项欺诈或胁迫的事实，表意人均有权撤销该意思表示。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由于善意相对人无权请求当事人一方承担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因此，这一效力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诸多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严格区分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而成立的合同的后果。以《荷兰民法典》与《巴西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典，则没有区分欺诈与胁迫的不同而予以不同规定，合同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当事人一方受第三人欺诈或胁迫的事实，是当事人一方撤销该合同的条件。问题是，哪一种效力模式更具有合理性呢？比较法上对第三人欺诈或胁迫而订立合同的后果作出不同规定，其理由在于：第一，第三人欺诈中当事人一方的可归责性明显大于第三人胁迫中当事人一方的可归责性。在第三人欺诈中，本来需要当事人一方自己正确收集情报的，但当事人一方却怠于收集而陷入错误，当事人一方本身对于错误表示的发生具有过失，而且对于错误表示的做出也具有控制力和风险防免上的成本优势；而在第三人胁迫中，因当事人一方缺乏意思决定的自由，其对于违背真意的意思表示的作出不具有过失，对于第三人胁迫行为的发生也不具有控制力和风险防免上的成本优势，因此在第三人胁迫中，当事人一方欠缺可归责的前提。[12]第二，在第三人欺诈中，尽管当事人一方以不正确的事实认识为前提，但其意思表示仍是自由作出的；而在第三人胁迫中，当事人一方意思决定自由本身受到了侵害，其意思表示的作出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因此，相比欺诈，胁迫行为对当事人一方的侵害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