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欺诈胁迫对合同的效力有何影响？

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而意思表示的目的，就是将以建立、改变或者消灭法律关系为内容的意思表现出来，以期促成所希望之法律效果的发生。[11]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想要表达或者相信要表达的内容，与其已经表达、且相对人已经受领的意思表示并不一致。当事人一方受第三人欺诈或胁迫时与相对人所订立的合同即属于此类。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想要表达的意思，与善意的相对人受领的、因受第三人的欺诈或胁迫而作出的表示内容之间，究竟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立法政策上，是立法者对有瑕疵的合同进行考量时，“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何者具有优先价值的抉择。
    法的安全由“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共同组合而成。静的安全强调对私权的尊重，其不能随意被限制或者被剥夺；动的安全强调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在合同的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当事人一方受第三人欺诈或胁迫的事实时，法律若肯定当事人一方的撤销该有瑕疵的合同权利时，即是偏重于保障静的安全；相反，法律若否定当事人一方撤销该有瑕疵的合同权利时，则是偏重于维护交易的安全。结合上文所归纳的当事人一方受第三人欺诈、胁迫而订立合同的效力模式以及相应的损害赔偿规范，可以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规范的价值考量及其合理性。
    《法国民法典》所规范的效力模式，是第三人实施欺诈以构成重大误解为限、第三人实施胁迫则无条件属于合同可撤销的原因。法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就第三人欺诈而言，实质上否认了第三人实施欺诈单独作为合同相对无效的原因，因此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就第三人胁迫而言，则偏重于保障当事人一方的意思即静的安全。《意大利民法典》为代表的效力模式所规范的，是无论行为相对人是否知道该项欺诈或胁迫的事实，表意人均有权撤销该意思表示。这一规定显然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由于善意相对人无权请求当事人一方承担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因此，这一效力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诸多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严格区分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而成立的合同的后果。以《荷兰民法典》与《巴西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典，则没有区分欺诈与胁迫的不同而予以不同规定，合同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当事人一方受第三人欺诈或胁迫的事实，是当事人一方撤销该合同的条件。问题是，哪一种效力模式更具有合理性呢？
    比较法上对第三人欺诈或胁迫而订立合同的后果作出不同规定，其理由在于：第
一，第三人欺诈中当事人一方的可归责性明显大于第三人胁迫中当事人一方的可归责性。在第三人欺诈中， 本来需要当事人一方自己正确收集情报的，但当事人一方却怠于收集而陷入错误，当事人一方本身对于错误表示的发生具有过失，而且对于错误表示的做出也具有控制力和风险防免上的成本优势；而在第三人胁迫中，因当事人一方缺乏意思决定的自由，其对于违背真意的意思表示的作出不具有过失，对于第三人胁迫行为的发生也不具有控制力和风险防免上的成本优势，因此在第三人胁迫中，当事人一方欠缺可归责的前提。[12]第
二，在第三人欺诈中，尽管当事人一方以不正确的事实认识为前提，但其意思表示仍是自由作出的；而在第三人胁迫中，当事人一方意思决定自由本身受到了侵害，其意思表示的作出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因此，相比欺诈，胁迫行为对当事人一方的侵害更为严重。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因第三人欺诈或者胁迫订立的合同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还是合同无效呢?笔者认为，第三人对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欺诈的，除另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视同其自己对于相对人的欺诈，从而构成欺诈）以外，一般不影响该法律行为的效力。比如，依《担保法解释》第40条，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该保证合同有效，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合同无效，即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
　　总而言之，第三人实施的欺诈或者胁迫行为，使一方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进行的法律行为，如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为存在，受欺诈或者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该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在撤销之前，该法律行为有效。一旦请求撤销之后，该法律行为自始无效。故第三人实施的欺诈或者胁迫行为，对于受欺诈或者胁迫方而言，就是一种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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