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具有什么法律性质，有哪些相关规定

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能否撤销“社会公益、道德义务”包括救灾、扶贫、资助贫困学生、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环保等社会公共事业兴建公益设施或者捐款等。赠与行为本身是一种施惠活动，其前提是自愿和无偿。但赠与人一旦与受赠人达成赠与合同，这种行为就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受法律保护。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来说，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完成道德义务，《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

新《合同法》并未确定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还是诺成性合同，也就是说《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关于赠与合同（公民之间）是实践性合同的规定没有改变。立法者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如针对在抗洪救灾中，一些商家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在媒体上宣称向灾区捐款，可待宣传目的达到后，却不履行赠与的现象，对赠与合同分两种情况作出规定，即除去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外，其他的赠与合同仍为实践性合同。当然，这种观点仍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如无法阐释《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的准确意思，有望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比较明确的解释。主张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者理论上总是以若规定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那么受赠人作出的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及其为接受赠与而付出的经济上的花费都可能因赠与人的不履约行为而落空”，这样对受赠人不公平为依据。笔者认为，对此完全可以《合同法》总则第42条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进行规范。在当事人协议过程中，赠与成立之前，如果赠与人作出赠与的郑重承诺，对方又表示接受，但过后赠与人无正当理由又不交付赠与物，属于《合同法》第42条第3款规定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因此使受赠人有实际损失的，赠与人应当赔偿。关于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纪平孝一案的答复中指出，“纪平孝在未交付赠与物之前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依我国法律是允许的，……如果纪平孝的反悔行为给受赠人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纪平孝应负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为了解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和追究赠与人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矛盾，笔者认为，赠与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必须同时满足：赠与人无正当理由出于故意反悔；因赠与的反悔行为给受赠人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