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怎样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侨居在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国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没有使领馆的，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再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证明，或者由当地的爱国华侨团体证明。死刑复核程序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是刑罚中最严厉的刑种，故而在判决犯罪分子死刑时是非常慎重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在普通程序之外规定了一个特别的审核程序，即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只适用于死刑案件，复核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只能是最高人民和依授权的高级人民;(、、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行使)，1991年至1997年间，最高人民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涉外的除外)行使核准权。复核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只能是高级人民。

问死刑复核中的复核代理人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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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死刑复核发回重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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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针对您的死刑复核发回重审的意思问题解答如下, 死刑复核发回重审是什么意思
死刑复核发回重审，是审理案件程序性规定。由于一审可能违反法律有关审判规则的强制规定，不发回重审就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发回到原来的按照一审程序进行审理。
在最高人民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以及高级人民对死缓案件进行复核的过程中，发回重审被广泛应用。
实践中死刑复核发回重审大概可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
第
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因原判决或者裁定认定的案件事实不清楚，定案证据不能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或者证据本身未能查证属实，判决所认定的罪行有遗漏，或者认定被告人量刑情节的证据不充分及其他证据须要补充而被上级发回的。
第
二，“诉讼程序违法”型——因
第一审或者
第二审违反公开审判的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以及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被发回的。
第
三，“适用法律错误”型——因原判决或者裁定混淆了被告人的犯罪性质，适用罪名错误，或者引用法律条款不当而被发回的。
第
四，“量刑不当”型——因对被告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判断失误，或者处刑畸轻畸重而被发回的。
由于发回重审有以上四种不同类型，上级在发回重审时以及重审在审判发回案件时，所要关注的重点也就应当有所区别。发回重审适用的对象不同，所发挥的作用和效能也就有所侧重。当适用于一般案件，其着重显现的是纠正错误的一般功能；当适用于特殊案件，包括死刑立即执行或者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其限制死刑的特殊功能，则非常突出。发回重审的一般功能在于其否定原审及二审的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直接导致已经进行的诉讼活动归于无效，使案件回到初始状态，并重新开始法定的诉讼程序。就性质而言，它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倒流”，即公安司法机关将案件倒回到前一个诉讼阶段并进行相应的诉讼行为。它既非一种案件审理方式，也非一种审级制度，是上级处理案件的一种方式。立法设置该制度，意图通过上级将案件发回下级，由下级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进行审判，加强上级对下级的审判监督，强化下级的审判职能，促进下级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进而作出公正裁判。这是我国“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必然要求。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刑事司法救济程序，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准确适用死刑，防止错杀；严格控制死刑，保证慎杀；防止和纠正适用死刑可能发生的偏差和错误，保障死刑判决、裁定的公正。发回重审在此语境中，无疑具有限制死刑的特殊功能。刑法上的死刑条文是纸上的死刑法律，而死刑司法是实际适用死刑法律的实践，是将纸面的法律条文变为法律现实的桥梁，是将观念中的死刑变为生活中死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严格执行死刑案件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充分过滤死刑、筛选死刑，有助于实现死刑司法限制死刑的目的。最高人民、高级人民在死刑复核过程中严格依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着力审查死刑案件定案证据的收集、保全、举证、质证过程，定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着力查实证据链是否严密、周延，做到慎用死刑；重审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审查案件证据体系是否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只能得出唯一结论的程度；是否属于“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通过上下级的共同努力，发回重审必然能够有效发挥限制死刑的功能。
纠正错误功能与限制死刑功能，两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我国刑事诉讼追求案件实体真实的诉讼理念下，纠错是发回重审基本的要求，也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但在现代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之下，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控制死刑已经占据刑事诉讼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位。纠正错误与限制死刑，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
实践中，有的法官因承办的案件确实存在错误，被上级改判或发回，从而受到了责任追究。但是，有的地方一味地以发回、改判的案件数为“考核指标”，错案追究简单以裁决结果的错误为核心，单纯以案件的判决结果为认定法官责任的标准，忽视了对裁判过程合法性的考量。实行：凡是最高人民、高级人民维持原判的，则不认为是错案；凡是被发回或者改判的，除规定的几种情形以外，都认为是错案，要追究相关人的责任。这不仅挫伤了法官的积极性，损害法官的审判权，而且影响发回重审功能的发挥。法官司法责任的构成，必须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要件。法官只对自己故意枉法裁判或重大过失行为承担道义或法律责任。如果法官正常行使职权，但在适用死刑政策上理解有所偏差，则不应简单地定为“错案”，这属于法官司法豁免的范畴。而且我国的上诉制度、再审制度已经为这类“错案”设置了完备的司法救济程序。在一定意义上，不但不应当追究法官的责任，而且还应该鼓励法官行使审判权。
发回重审实质上是在原审判决、裁定出现错误时不得已采取的断然措施，必然影响到下级的形象，乃至法律的权威。因此上下级都应当慎重、严肃地对待每一件发回案件。案件发回原审后，其本身即为指定原审管辖的裁定，而有的出于某种原因，却将发回案件另行指定其下级审理，这不仅破坏了审级制度的严肃性，而且严重影响纠错功能的实现。笔者认为，立法上应强化上级对下级发回重审的约束力，规定原审不得将发回案件指定下级审判。否则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归于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