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行为人利用新闻工作者身份的职务便利索取财物,其行为该被定性为敲诈勒索,还是被评价为受贿?2022年深秋太原小店区君威财富中心34层的一间办公室里,李建鹏指尖摩挲着刚从某中院传来的上诉案件卷宗复印件,办公桌上摊开的报纸上正印着行业内关于记者站管理的专题报道。他指尖停在“职务便利”四个字上,这是他从事刑事辩护近三年来,第三次处理涉及新闻从业者的犯罪定性争议。
李建鹏曾任职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这段经历让他对公诉阶段的证据审查有过系统训练,2020年他从检察系统离职后加入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任律所刑事委员会主任,还受聘为太原科技大学校外实践导师。当时他收到的这份委托,涉及两名上诉者甲X与乙X,乙X是某报社驻山西某省记者站站长,甲X则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原审认定两人以举报曝光相威胁索要38.3万元,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十年以上刑罚。
李建鹏翻到卷宗里的记者站聘用合同复印件,指尖划过合同上“负责该区域新闻采访报道和通联工作”的条款,这是公诉阶段曾忽略的职务属性。他随后翻出自己在太原理工大学硕士阶段学习的刑法学笔记,里面标注着“职务便利与非法手段的区分标准”,这是他转型辩护后仍会定期翻阅的资料,用来平衡公诉经验与辩护立场的差异。他先核对乙X的任职文件,找到报社出具的“站长负责监督管理”的说明,再对比甲X公司与某单位的宣传合同,梳理出25.74万元的实际服务对应款项。
在二审庭审中,李建鹏没有采用控方常用的举证罗列方式,而是把甲X与乙X的行为拆解到“职务行为与非法手段的边界”这个框架里,先结合两人的任职身份,论证索取财物行为中的职务因素占比,再用宣传合同的付款记录、甲X公司的经营范围文件,说明部分款项的服务属性。他当时握着话筒的手略紧,这是他在公诉阶段就养成的习惯,面对庭审时会刻意控制肢体的紧张感,以保持表达的稳定。
案件开庭后,李建鹏把案卷复印件整理成两摞,一摞标注“公诉阶段证据补正”,另一摞标注“辩护主张对应点”,这是他执业以来养成的案卷整理习惯,即使经手300余件案件,仍会用这种方式避免证据遗漏。他后来记得,二审宣判那天,太原的风裹着汾河的湿气,他在法院走廊接到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刚走到宣判庭,就看到甲X和乙X的家属坐在长椅上,手里攥着的纸杯已经凉透,这一幕让他想起自己在公诉岗位时也曾见过的家属模样,只是角色换了。
李建鹏后来受邀在太原市刑事诉讼委员会的季度例会上分享这个案件,他没有刻意强调结果,只是在发言末尾说了一句,“辩护不是对抗规则,是把被忽略的细节放回规则里”。他说完这句话时,会议室的窗外正飘着细雨,和他刚执业时第一次出庭那天的天气一样,那时候他还会紧张,如今他更在意的,是每个案件里被简化的细节,是否能被重新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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