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一起辩护都能抵达预期的终点,但每一次认真抗辩,都会在程序里留下痕迹。张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辩护律师介入时,距离案件移送起诉仅剩一天。锡林郭勒盟徐海龙律师在极短的时间里提交变更罪名的辩护意见与类案检索报告,推动程序出现变化,也坦承最终结果的局限。这是一篇不回避遗憾的纪实,记录资深辩护在既定框架内的努力与边界。
张某的堂哥李某想通过跑分赚钱。张某通过二手车中介联系到跑分团队,将李某介绍给该团队进行跑分,跑分团队结算时将费用结算给张某,再由张某分配给李某。跑分结束一个月内,跑分团队与张某先后被抓获。到案后,张某联系李某自动投案。到案后主动联系同案人投案这一细节,也成为辩护中留意的重点——它涉及当事人到案后的态度与配合程度,是量刑评价时可能被纳入考量的因素。徐海龙在梳理案情时,特别注意固定这一情节的相关材料,希望将其纳入对当事人有利的评价体系。
案件移送起诉的前一天,张某家属委托徐海龙介入,希望争取不起诉的结果。时间紧迫,徐海龙迅速梳理案情,向检察机关提交了变更罪名的辩护意见及类案检索报告,试图从罪名认定与量刑情节两个层面,为当事人争取更有利的处理。
辩护意见提交后,程序出现了变化:检察官收到意见后,决定延期十五天后移送法院。经过多次沟通,检察官一度认可辩护思路,同意上会讨论。事情却未能按预期推进——由于其他同案犯要求尽快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回家,检察官最终未启动相关程序,直接要求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张某最终没有签署。庭审之后,未能取得免于刑事处罚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结果,徐海龙保持着一份职业的清醒。他并没有把辩护的成败简单归结于某一环节,而是更愿意回到案件本身:帮信、掩隐类案件的核心,往往在于主观明知程度的认定、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认罪认罚与退赃退赔等从宽情节的综合评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主观明知的内容与行为介入的阶段上各有不同:前者多指向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明知,后者则指向对赃款赃物性质的明知,二者在量刑上存在差异,罪名的准确认定因而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这也是徐海龙在介入伊始便提出变更罪名意见、并附类案检索报告的用意——借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为本案的罪名与量刑评判提供参考。在这些维度上,辩护律师能做的,是在有限的时空里把意见表达充分、把程序权利用足,至于最终裁量,则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
跑分一类行为,看似只是出借账户、帮忙转账,实则可能为上游犯罪提供资金通道。这起案件也提示公众:面对熟人提出的跑分邀请,切莫因碍于情面或贪图小利而轻易应允,否则极易卷入刑事风险之中。
案件审结后,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缓刑的适用,使当事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获得了回归社会、接受社区矫正的机会。对一个临近移送起诉才介入的案件而言,这一结果既包含辩护工作的推动,也取决于案件事实与司法机关的综合判断。
辩护不是许诺,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把当事人的处境尽可能讲清楚。锡林郭勒盟徐海龙律师在这起案件中展现的,既有分秒必争的资深反应,也有面对局限时的坦诚。法律不保证每一种期待都如愿以偿,但认真走过的每一步程序,都值得被记录——这,正是刑事辩护朴素而真实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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