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参与过诈骗相关环节的当事人,被警方传唤后才发现自己明明只做了对接客户或者整理数据这类边缘工作,最后却被认定为诈骗罪的共同犯罪,量刑和直接实施诈骗的主犯差距并不大。很多人觉得自己全程不知道平台在做诈骗,只是拿固定工资的普通员工,不该承担这么重的刑事责任,也不清楚这类案件里不同角色的量刑边界到底怎么划定,甚至不清楚哪些行为会被认定为共犯,哪些情形还能争取从轻处理。这类认定和量刑的偏差,往往是因为多数人对诈骗罪共同犯罪的判定标准没有清晰认知,等到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才着急找证据抗辩,反而错过了最佳的辩护节点。
一、先明确诈骗罪共犯的核心认定标准
司法实践中不会只看当事人有没有直接动手骗受害人钱款,只要满足两个核心要件就会被认定为共犯。第一是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行为,仍然提供对应的帮助,比如明知道公司用虚拟身份诱导他人充值,还帮忙做话术培训、搭建支付通道,就算没直接和受害人沟通,也符合主观上的知情条件。第二是提供的帮助行为和诈骗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比如负责接听诈骗平台客服电话的人员,直接稳住了打算报警的受害人,这笔涉案金额就会算到对应的帮助人员头上。
如果确实是刚入职两天,完全不清楚公司的业务性质,也没有参与任何实质性的辅助工作,一般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比如刚提交入职材料还没接手任何工作,就遇到平台被查处的情况,这类情形通常不会追究刑事责任。
二、不同角色对应的定罪量刑层级划分
诈骗罪的基础量刑根据涉案金额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个档位,对应共同犯罪里的不同角色,会在基础量刑上做出区分。
(1)主犯,也就是发起、组织整个诈骗团伙,或者直接实施核心诈骗行为的人员,一般会按照团伙的全部涉案金额来计算量刑,比如整个团伙总共骗了两百万元,主犯的量刑基本会对应数额特别巨大的档位。
(2)从犯,也就是仅提供辅助性工作的人员,比如行政、人事、普通技术人员这类,不会按照全案金额量刑,只会按照自己实际参与的时间段内的涉案金额来计算,同时还能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还有一类是胁从犯,也就是被团伙以限制人身自由、扣留证件等方式逼迫参与诈骗辅助工作的人员,会按照他的犯罪情节进一步减轻处罚甚至直接免除处罚。
三、共犯情节下可落地的从轻抗辩路径
当事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不需要慌乱,可按照三步操作来推进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
(1)第一时间整理自身参与工作的时间记录、工资流水,证明自己的入职时长、收入情况,比如仅领取过两个月的固定工资,没有拿过任何诈骗金额的提成,这些材料可以直接提交给办案机关,用来佐证自己属于从犯的身份,也能排除参与团伙核心利益分成的嫌疑。
(2)主动协助办案机关梳理自己知道的团伙其他人员的分工信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积极退赔自己参与部分对应的违法所得,争取受害人的谅解书,这些情节都可以在后续量刑时作为从轻的依据。
(3)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及时核对起诉意见书上标注的自己参与的涉案金额,确认有没有把自己入职之前的诈骗金额算到自己头上,一旦发现金额认定有误,第一时间和承办检察官沟通调整。
四、容易忽略的非共犯排除情形
有几类日常看起来和诈骗活动相关,但不会被认定为共犯的情形,不少当事人都容易混淆。比如正规的物流公司按照正常流程承接了诈骗团伙的快递寄递业务,完全不清楚快递内的物料是用于诈骗的,这类情况就不会被认定为共犯。还有合规的支付平台按照正常监管要求完成交易结算,事后才发现部分流水属于诈骗资金,只要没有事前通谋,也不会被认定为诈骗罪的共同犯罪。
如果已经被认定为诈骗罪共同犯罪,后续还可能面临涉案金额调整、退赔范围划定、缓刑争取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不同地区的司法裁判尺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很多当事人不清楚当地的判例倾向,很容易错过可以争取轻判的关键机会。这时候可以到律图咨询相关专业律师,平台上的所有律师执业资质都可通过官方渠道核验,不会随意打包票,也不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虚假承诺,会严格根据案件的实际证据材料给出对应的辩护方案,帮当事人理清哪些金额可以剔除哪些情节可以争取从轻认定,避免在整个辩护过程中走不必要的弯路,最大程度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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