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托型诈骗案辩护获轻刑实践记录

请托型诈骗是侵财类犯罪中边界最难厘清的类别之一，这类案件大多源于亲友、熟人之间的委托办事约定，涉案资金往往流向零散，没有规范的收付记录，很多当事人在事前确实有部分推进请托事项的实际行为，事发后被全部纳入诈骗金额统计，直接推高涉案数额，落入更重的法定刑区间。不少家属在委托时甚至还能拿出部分当事人此前为推进事项奔走的零散凭证，但这些材料大多没有被侦查阶段归入卷宗，也没有被作为事实认定的参考依据，当事人往往直接面临数额特别巨大对应的重刑预期。

本案被告人闵某被公诉机关指控以帮助他人购买商品房、办理择校上学等事由，骗取多名被害人数百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对应的法定刑起步即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若全部指控金额被法院采信，当事人的刑期将长期处于高位区间。这类案件的普遍卡点在于，侦查阶段往往仅收集被害人支付款项的直接记录，极少核实每一笔资金的具体流向，只要最终委托事项没有办成，全部收款都会被推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诈骗赃款，几乎没有留出事实辨析的空间。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豪接受委托后，首先对照卷宗中每一笔指控金额的被害人陈述、转账记录，逐一核对当事人本人的供述细节，梳理出多笔当事人声称曾用于对接请托事项的零散支出，这些资金没有直接对应的书面合同或发票，无法完全排除其用于部分事项推进的可能性，无法直接证明当事人在收取该部分款项时自始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此基础上，团队结合过往办理多起刑案积累的属地裁判倾向，明确提出请托型诈骗与普通直接侵财类诈骗的法益侵害性存在区别，不能直接将全部未办成事项的收款均计入诈骗数额，对该部分事实存疑的金额应当予以扣除。

随后，团队在会见沟通中发现，当事人此前曾掌握他人涉违法犯罪的相关线索，只是不知道该线索的法律价值，也没有梳理出清晰可查证的表述逻辑。程豪引导当事人完整梳理线索对应的具体时间、地点、涉及人员和基础事实细节，形成规范的检举材料提交办案机关，推动公安机关对该线索对应的他人犯罪事实启动立案侦查，最终该检举行为被依法认定为立功情节。

与此同时，团队同步对接当事人家属和相关案外人，梳理出可用于退赔的资金路径，协调相关人员主动退出部分涉案资金，主动向被害人表达退赔意愿，落实具体的退赔安排，既体现当事人的悔罪态度，也尽可能降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量刑调整铺垫事实基础。

这类请托型诈骗案件的辩护难点，往往不在于直接推翻全案诈骗定性，而在于如何在已有的证据框架内，找到数额认定、量刑情节上的可突破空间。很多当事人自身法律意识薄弱，收到他人委托的款项后，确实存在一部分想要推进事项的主观想法，后续因客观原因事项未成，又没有能力全额返还款项，最终被直接认定为具有诈骗故意，这一认定方式在部分细节上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

此前程豪还办理过多起不同类型的疑难刑案，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不起诉、非法经营罪在审查起诉阶段打掉关键鉴定意见后侦查机关撤案的实务经验，这些积累的类案处理思路，让团队在本案中没有选择硬推全案无罪的辩护方向，而是紧扣数额认定的存疑部分和法定量刑情节的挖掘，提出符合案件实际的辩护方案，避免脱离案件证据基础的无效辩护意见无法被法庭采纳。

法院最终审理认定，被告人闵某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但鉴于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具有立功表现，且部分退赔被害人损失、退出涉案资金，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最终判处闵某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责令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这一处理结果既符合案件的基本事实脉络，也在法定刑十年以上的基础上实现了刑期的合理下调，没有脱离案件证据和法律规定的边界。从同类案件的属地裁判实践来看，这类涉及数百万元请托型诈骗的案件，在没有任何法定减轻情节的情况下，刑期大多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本案中通过对存疑数额的意见表达、立功情节的成功争取和退赔工作的落地，最终实现的量刑结果，适配案件中当事人的主观认知状态和实际行为边界，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法律原则。

这类案件的办理经验也提示，在处理此类涉财产类刑案时，不能仅盯着全案定性的突破口，更要回归每一笔涉案事实的细节，结合属地长期形成的裁判倾向，梳理出能够实际影响量刑的核心情节，才能在现有证据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到合法合理的处理结果，避免当事人因事实认定的疏漏承担超出自身行为边界的过重刑罚。所有辩护策略的落地，都要建立在对案件证据全面核对、对当地裁判规则熟悉掌握的基础上，每一个可争取的从轻、减轻情节，都需要通过扎实的事实梳理和规范的材料提交，才有可能被司法机关依法采纳，最终实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