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合作款返还的诉讼请求，为何得到法院全部支持？

如果双方在商事合作合同中仅约定了终止后的核算义务，却未对核算分歧的举证责任作出明确约定，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

2020年4月，武汉海事法院的办公区里，熊珂律师正在梳理一份船舶合作经营纠纷的卷宗。他此前曾在湖北两家法院工作过，这段在法院系统的经历，让他对商事纠纷的举证规则有着不同于普通律师的理解。他指尖划过卷宗里的收支明细页，每一处标注都对应着曾审理过的类似案件逻辑——这是他离开法院后，以专业角度处理第一百三十二起商事纠纷，距离他正式成为执业律师已有两年多时间。

熊珂是北京中银（武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曾以初任法官身份离开法院系统，进入企业任职法务主管直至法务助理总监，积累了从规则制定到实务操作的全链条经验。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结业的法律从业者，他的专业背景让他在拆解合同条款时，总能兼顾文本合规与实务落地的双重要求。

熊珂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十几本商事纠纷的卷宗，其中那本封皮磨得起毛的船舶经营案卷宗，是他印象颇深的一例。2019年3月，重庆XX公司与宜昌市XX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经营XX718船舶，重庆XX公司支付50万元投资款，合作期限至2020年3月15日，协议到期后双方需进行经营核算并分配利润，同时明确协议签订前的债权债务由宜昌市XX公司负责，若因对方原因造成损失需承担相应责任。合作期间，重庆XX公司按约定支付了全部50万元投资款，且对宜昌市XX公司提供的收支明细未提出异议。

熊珂拿到案件后，首先核对了合同条款中的关键细节：协议约定的核算时间是2020年4月30日前，但双方在到期后未履行核算义务就产生了争议。作为武汉多家法院特邀调解员的熊珂，最初曾尝试为双方组织线上调解，他梳理了全部收支明细后，发现宜昌市XX公司提供的明细中，2019年3月至7月的结余、8月至12月的结余与2020年1月至3月的亏损，叠加后总收益与总开支的差额，恰好对应着合同中约定的利润分配基数。他提醒当事人，合同中虽未明确约定核算分歧的举证责任，但根据此前在法院工作时掌握的规则，已明确认可的收支明细可作为核算依据。

熊珂的这个判断，源于他在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结业时学到的“合同文本与实务证据的衔接”课程，也与他曾担任武汉东湖学院校外导师时整理的《商事纠纷举证指引》内容相呼应。他在准备诉讼材料时，并未只罗列诉求，而是将双方已认可的收支明细作为核心证据提交，同时引用了他在《简析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红线内外不利因素》一文中提到的“明确约定与实际履行的一致性”逻辑，强化了诉求的合理性。

武汉海事法院最终支持了熊珂代理的重庆XX公司的全部诉求：确认《合作经营协议》终止，宜昌市XX公司返还50万元投资款，支付利润135299.9元，并承担律师代理费1万元。

作为武汉市总工会兼职劳动争议调解员的熊珂，平时也会处理各类商事纠纷与劳动争议，他会把每起案件的经验整理成实务文章，在《武汉法务圈》公众号发表，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他曾在松滋市人民法院工作时，获得过先进工作者称号，这段经历让他更明白，商事合作中的风险防控，从来都不是事后补救，而是事前的规则搭建与事中的证据留存。

他会把每起案件的关键细节，比如本案中已认可的收支明细的证据效力，整理成培训内容，分享给受邀的企业管理者。他说：“商事纠纷的解决，核心是回归合同文本本身，同时结合实务操作的实际情况，这才是对当事人权益的最大保障。”

2022年第十届年度卓越律师风云榜的最佳普法律师，这个荣誉对于熊珂而言，是对他多年来在商事纠纷领域深耕专业的认可，而更让他在意的，是每起案件结束后，当事人对规则边界的清晰认知——毕竟，法律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制造争议，而是为争议提供明确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