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为境外网络诈骗从犯，刑事辩护减判纪实

不少人对刑事案件辩护的认知，停留在为当事人开脱罪责的片面印象里，实际上精准的辩护工作，是在完整的证据链条中，找准法定与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让罪责与刑罚相匹配。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多年的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秀，在这起跨境网络诈骗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就以扎实的证据研判完成了一次专业的辩护，她同时担任律所婚姻家事与人身损害侵权部主任，2010年从安徽建筑大学毕业后曾有过商务工作经历，2017年正式进入律师行业，至今累计承办各类案件超过三百件，擅长婚姻家庭、劳动争议与刑事辩护领域，曾获得全省刑事法律援助民生工程三等奖、滁州市法律援助工作优秀律师等荣誉。她接触到这起案件时，当事人已经经历过一审判决、上诉、二审发回重审的完整流程，情绪十分低落，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团伙里的底层人员，却要承担近十九万元涉案金额对应的全部重罪后果。

这起案件的指控事实清晰，当事人在2019年加入境外诈骗团伙，通过社交账号结识被害人获取信任后，诱导对方在虚假博彩平台充值，最终被害人累计损失十八万余元，后续被害人报警并将当事人扭送至公安机关。按照诈骗罪的量刑标准，诈骗数额达到五十万元即属数额特别巨大，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档次，即便本案涉案金额属于数额巨大区间，对应的法定刑也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当事人始终辩解，自己只负责前期和被害人联络聊天，后续的平台后台操控、大额充值诱导、资金截留都由上线完成，自己实际拿到的违法所得只有一万余元，但这样的辩解最初并未被充分采纳。家属找到王晓秀的时候，最迫切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厘清当事人在整个诈骗链条中的真实作用，不要按照团伙的全部涉案金额让当事人承担过重的刑事责任。

结合本次案件补充一处实用法律知识点：刑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通俗来说，多人协作实施的犯罪，并非所有参与人都要对全部涉案金额承担同等责任，而是要根据每个人实际参与的环节、发挥的作用、获取的收益来划分责任边界，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主导决策权限的参与者，依法可以得到宽宥处理。回到本案中，当事人身处境外诈骗集团的最底层，没有接触虚假平台的后台权限，没有决定被害人资金流向的权力，只是按照上线的指令完成前期聊天引流的机械工作，整个诈骗的核心获利环节都由团伙上层把控，这一情节完全符合从犯的法定认定标准，是整个辩护工作能够实现刑期降低的核心法律依据。

接手案件后，王晓秀首先调取了全部在案证据，逐笔核对银行交易流水、社交软件聊天记录、平台投注记录，以及当事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供述内容。她发现，当事人在到案之后，就完整供述了境外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分工，把上线的联络方式、操作流程全部向办案机关做了说明，为后续打击该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了有效线索。同时，当事人是首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在整个共同犯罪过程中，既没有拉拢其他人员入伙，也没有对被害人进行言语威胁，始终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针对公诉机关最初的部分指控细节，她也提出了对应的质证意见，指出部分涉案金额的资金划转时间，与当事人和被害人的沟通时段并不完全重合，不能直接将全部资金损失都算作当事人独立造成的后果。

在重审开庭过程中，王晓秀围绕当事人的从犯地位、自愿认罪认罚态度、初犯偶犯情节，以及供述内容对侦破境外上游团伙的帮助作用，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建议结合当事人的实际作用减轻处罚。庭审中，她逐一对照在案证据，说明当事人在整个诈骗链条中的从属角色，没有否认自己参与犯罪的基本事实，只是清晰划分了不同层级参与人的责任边界。最终审理法院采纳了核心辩护意见，认定当事人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同时确认其为从犯，具备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的法定从宽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最终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同时判令其退赔被害人对应的经济损失。这个结果相比原本三年以上的基础量刑区间，实现了大幅度的减轻，也充分回应了辩护阶段提出的核心诉求。

刑事辩护的温度，从来不是替违法者逃避应有的法律制裁，而是在法槌落下的那一刻，让每一份刑罚都精准匹配当事人的实际罪责。在办公室常亮的灯光下，翻不完的卷宗、磨不破的法条，撑起的是普通人面对司法程序时的那份安稳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