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涉诈案件黄金37天 律师如何找准取保突破口

刑拘阶段的辩护窗口期博弈

当事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刑事拘留时，涉案同案人员多达十余人，侦查机关调取的银行流水、聊天记录遍布多个省市，初期形成的证据链条直接将其列为核心涉案人员，家属在拘留后的第三天才得知消息，赶到办案单位问询时，仅被告知案件尚在侦查阶段，无法透露更多细节。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最长期限为37天，一旦检察机关作出批捕决定，后续的羁押状态将很难改变，家属四处咨询的过程中，多数法律从业者都表示，这类多人涉诈案件的批捕概率极高，取保候审的空间十分有限。

家属辗转找到北京市炜衡（西安）律师事务所时，距离当事人被刑拘已经过去一周，团队接手后第一时间办妥会见手续，开始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内同步推进侦查阶段的沟通与证据梳理工作。

刑侦履历转化为辩护研判视角

翟朋举的刑事辩护思路，和他早年的从警经历有着直接关联。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公安系统先后就职于经侦大队、基层派出所、法制大队，既办过一线的经济犯罪案件，也参与过公安内部的案件法制审核，熟悉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的逻辑，也清楚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时的核心判断标准。2019年他正式转入律师行业，至今已承办各类刑事案件三百余件，其中经济犯罪类案件占比接近四成，还办理过不少职务犯罪案件，现在他在律所担任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主任、执委会副主任，同时也是陕西省律协刑委会、西安市律协网络犯罪专委会的委员。正是因为有前后两端的办案经历，他在接手这类多人涉诈案件时，不会只站在辩护立场孤立看案卷材料，而是习惯先站在侦查取证的角度，倒推现有证据的缺口在哪里。

接手这起案件后，团队先后四次前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逐页核对当事人记忆中的细节，比对侦查机关已经形成的证据材料，梳理出当事人在涉案环节的实际作用、参与程度，以及主观认知层面的证据空白。律师办案的底气从来不是来自对结果的乐观预判，而是来自把每一份证据、每一条程序节点都落到实处的严谨。

分阶段辩护突破批捕环节难点

第一次取保申请是在侦查阶段提交的，翟朋举围绕当事人没有串供、逃跑的现实风险，以及涉案情节对应的社会危险性，向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递交了书面取保申请，但因为本案涉案人员多、取证涉及多地，公安机关没有同意这一申请。

按照程序，案件很快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律师团队在24小时内就对接上承办检察官，用一天多时间整理出五千余字的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这份意见没有停留在泛泛阐述当事人主观恶性小的层面，而是紧扣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从当事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现有证据能否证明其参与核心诈骗环节、指控的证据链条存在哪些明显缺陷、当事人是否符合无逮捕必要的条件这四个维度逐层展开论证。撰写法律文书的过程中，团队结合之前办理同类涉诈案件的经验，把每一个争议点都对应到已经调取的证据上，避免空泛的辩护主张。此后团队多次和检察官当面、电话沟通，把案件中的证据瑕疵逐条拆解说明，结合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政策，阐述对当事人无逮捕必要的事实依据。

检察机关最终完整采纳了辩护意见，依据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的相关规定，综合考量本案证据状况、当事人的涉案情节、社会危险性程度，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收到决定文书当天，就依法为当事人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当事人在被刑事拘留满37天后走出看守所。

基层刑辩的职业常态

这起多人涉诈案件的办理过程，没有戏剧性的反转，更多是在法定的办案期限内，把每一个程序节点的辩护工作做扎实。从事刑事辩护多年，翟朋举办理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超十亿元、串通投标涉案近五亿元的经济犯罪案件，也办理过受贿、滥用职权类职务犯罪案件，还有多起诈骗、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串通投标类案件在侦查阶段获得取保，部分案件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作出不起诉决定，也有当事人通过有效辩护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减刑。

现在他的辩护工作始终围绕刑事辩护业务展开，尤其擅长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类案件的辩护，扎根本地办案的过程中，他熟悉辖区内司法机关的办案尺度与程序节奏，2024年他曾被迪庆州律师行业党委、迪庆州律师协会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对刑事辩护律师而言，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与家庭期盼，把专业的事做细、把法定的程序用足，就是对这份职业最实在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