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多名涉案人员非法偷渡至境外窝点,他们依托社交软件搭建了杀猪盘电信诈骗模式,通过虚假博彩页面诱导国内群众充值受骗。本案的当事人最初出境的目标仅仅是到境外赌场务工,然而在中转途中,却被他人转送至电信诈骗窝点,只能从事线上客户聊天引流的底层辅助工作,并且在境外窝点连续停留超过了三十日。之后,公诉机关起诉指控当事人同时构成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还认定涉案情形属于电信诈骗“情节严重”。
接受委托后,敖冬平律师迅速展开工作。他全面进行阅卷,多次前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在这个过程中,敖冬平律师从犯罪地位、主观恶性、法定从宽情节、行政罚款抵扣这四大核心维度构建起了完整的辩护体系。在庭审时,他分层发表辩护意见。
从法律层面来看,在共同犯罪中,准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于量刑有着关键的影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敖冬平律师深知这一点,在这起案件中,他全面提取了全部讯问笔录、出入境轨迹、窝点工作记录、同案供述等卷宗材料,对当事人的工作内容进行了逐项区分。他发现当事人仅负责添加陌生网友、日常情感聊天,并不参与诈骗方案策划、后台数据篡改、被害人资金管控、赃款分成等核心犯罪环节,没有任何决策与支配权力,仅仅是犯罪链条中的次要辅助人员。在法庭上,敖冬平律师结合电信网络诈骗司法解释、共同犯罪从犯认定标准进行完整说理,最终合议庭完全采信了他的辩护意见,认定当事人为从犯,直接适用了减轻处罚规则,从根源上压缩了基准刑期区间。
同时,主观恶性也是量刑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庭审中,多名同案人员都是主动出境专门从事电信诈骗,主观犯罪意愿强烈。而本案当事人最初偷渡出境只是计划前往赌场务工,事前并没有参与杀猪盘诈骗的预谋,中途是被动被转送诈骗窝点,全程也没有主动策划、招揽被害人的行为。敖冬平律师抓住这个关键差异,将其作为核心辩点,向法庭清晰地论证了当事人犯罪主动性弱、主观恶性远低于其余涉案人员。这一事实被合议庭纳入量刑综合考量,成为了大幅从轻的重要依据。
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阶段,敖冬平律师持续会见当事人,全程指导其客观、稳定供述境外行程、窝点工作的全部客观事实,当事人没有隐瞒、翻供的情形,依法成立坦白。同时,敖冬平律师还细致地向当事人讲解认罪认罚制度的法律后果、量刑优惠,协助当事人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庭审中,他明确提出两项法定情节应当叠加适用。并且,当事人此前因同类偷渡行为已被行政机关罚款,依据《行政处罚法》一事不再罚、罚款折抵罚金的规定,敖冬平律师提出本案刑事罚金应当扣减已缴行政罚款。最终,这两条经济层面的辩护意见都被法院采纳,既减少了刑期又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公诉机关认为当事人偷渡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应当单独从重考量。对此,敖冬平律师针对性地开展了专项反驳。他指出当事人偷渡初衷并非实施诈骗,属于中途被动卷入犯罪,且相关行为已经接受过行政处罚,社会危害程度有限。两罪虽依法需要合并量刑,但偷越国(边)境行为依附诈骗行为产生,独立危害性低,法庭应当适度压低该罪名刑期。法院最终采纳了他的观点,仅对偷越国(边)境判处六个月短期刑期,有效控制了合并后的总羁押时长。
这起案件中五名被告人是同步开庭审理的,各人出境目的、窝点停留时长、参与程度、主观意图均存在明显区分。敖冬平律师完整整理了全部同案卷宗、指控事实、量刑建议,在庭审时横向参照其余四名被告人的案情进行对比说理,清晰罗列了本案当事人独有的多项从轻事实,请求法院差异化裁量。最终判决刑期优于部分主动出境诈骗的同案人员,充分体现了辩护效果。
整个办案过程中,敖冬平律师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刑事专项辩护服务。他多次赴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核实完整境外活动细节;完整复印、梳理数十份卷宗证据,分类制作证据对比清单;在审查起诉阶段主动对接承办检察官沟通量刑调整思路;开庭时分层质证、两轮完整发表书面 + 口头辩护意见;庭后补充类案参考材料强化说理;全程同步向家属清晰释明案件走向、刑期逻辑、罚金抵扣规则,让家属无需往返公检法机关,省去了大量时间与沟通成本。
从这起案件中可以观察到,在跨境电信诈骗这类共同犯罪案件中,理明团伙层级关系、准确区分主犯和从犯至关重要,对于底层辅助人员争取从犯认定可以获得减轻处罚的机会。同时,挖掘当事人的主观因素,如主观恶性程度、是否被动参与等,以及充分利用法定从宽情节和行政罚款抵扣等法律规定,都能为当事人争取到更有利的判决结果。江西南昌敖冬平律师在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凭借专业的知识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为当事人打造了卓越的从轻辩护效果,形成了同类案件固定的处置流程,这种务实的办案思路对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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