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异议被移送后程序，管辖权该怎么确定呢？

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也就是户籍地）超过1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1年，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从离开住所地到起诉时已经连续居住满1年的地方，就是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居住地的法院管辖。

1．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模式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27条，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这一规定，没有体现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的审理当中有何权利。在实践中，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不须开庭审理，而是由法院单方面依据管辖规则进行审查。学者将这种由法院主导的处理管辖权异议的模式称为行政化模式，当事人缺乏参与管辖权异议解决的场合和机会，法院对此既不进行开庭审理，也不举行听证。行政化模式强调法院在解决管辖权异议中的权威作用，带有极强的行政程序的性质，漠视了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处理的结果影响甚微。 行政化处理模式根源于我国的司法传统，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模式，强调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地位，赋予了法院较大的职权；另一方面，在“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下，法院为尽快解决实体争议，对程序问题的处理往往采取简化模式，不重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行政化处理模式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容易造成对当事人诉权的损害。因此，这种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模式应予以改进。 参考国外经验，在当事人主义国家，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12条第3款规定：“对管辖权异议的申请，对所有当事人都应提供合理机会。”第4款规定：“（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听证并作出决定。”这种审查管辖权异议的模式，学者称之为附带诉讼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因当事人提起的管辖权异议被视为一种与本诉相连的附带诉讼，由法院运用诉讼程序去审理。 相较于我国的行政化模式，附带诉讼模式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在双方当事人参与的场合下，对管辖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其次，对程序问题运用诉讼程序解决，使程序正义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诉讼当中。因此，建议我国法院在审查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时也采取附带诉讼模式，当然，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程序也要求简化和迅速，否则会影响本诉的审理。针对不同案件，设置灵活的审理模式，简单的管辖权异议案件可以在询问当事人后作出裁定；对于复杂的、关系到实体问题定性的管辖权异议案件，应开庭审理，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对于不服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上诉案件，因其属于程序问题，不同于其他上诉案件，对其裁定的延迟，会带来对整个案件审理延迟的后果，应规定较短的审理期限。
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查范围
由于我国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采取行政化的模式，在实践中引起另外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即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争议观点：一是只能进行形式审理，二是应当进行实体审理，三是折衷观点，以形式审理为主，实体审理为辅。管辖是由案件的纠纷性质决定的，对其性质的界定就成为异议是否成立的关键。事实上，案件的性质总是与其内容相连的，单从表面审查，很难保证其准确性。但是，由于我国对异议审查的模式是行政化模式，在没有开庭审理、也不举行听证的情况下，缺少了当事人的参与，法院只能依据异议人提交的异议申请和起诉的相关材料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对实体进行审理，其合法性自然会遭到质疑。一旦对实体有所裁判，即会被认为未审先裁，违反了诉讼程序。 对于简单的案件，只进行形式审理是可以判断其纠纷性质的，但是对于复杂的案件，只进行形式审理是不够的。比如在经济纠纷案件中，经常出现合同名称与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不符的情况，法官在审查异议的过程当中，便面临两难的境地，若不对合同权利义务进行审查，很难对合同进行准确定性，一旦依合同权利义务确定合同性质，又被认为程序违法。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对于当事人签订的虽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而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辖权。依此，最高院的意见倾向于可以对实体进行审查。但是，理论上，由于管辖异议是程序问题，对实体问题的审理当然可以借以明确案件的管辖权，但却因此而“提前进入”了开庭审理阶段，违背了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倘若我们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采取附带诉讼模式，这个矛盾就可顺利解决了。开庭审理管辖权异议问题，在双方当事人的参与下，依照一般程序进行调查辩论，对与管辖权相关的实体问题进行质证认定，以实体内容推定管辖，既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又可防止发生对同一问题前后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使诉讼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