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理性侵幼女这类性质敏感、量刑极重的刑事案件时,余贤龙律师常常面临诸多难题。比如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强,量刑基准高且从重情节明显;被告人若存在前科系累犯,依法还要从重处罚;同时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往往偏高,辩护空间极小。为应对这些难题,余贤龙律师形成了一套精细化辩护策略。
这套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全案风险研判,精准定位辩护突破口。余贤龙律师接手案件后,会第一时间全面阅卷,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通过细致分析,精准识别案件最大辩护空间,像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等方面,在复杂极重情节下,锁定从轻突破口,避免无效对抗。
其次,深入挖掘主观认知辩护,弱化恶性评价。律师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
然后,全程主导认罪认罚与谅解工作,打造从轻核心依据。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案件从轻奠定关键的从轻情节。
最后,累犯案件精细化量刑辩护,实现“极难案件最轻刑”。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科性质、本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
下面通过一个具体案件来看这个策略的应用。有一起性侵未成年人(幼女)刑事案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案件难点重重,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强;被告人是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极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辩护空间极小。
余贤龙律师接受被告人委托担任一审辩护人。他按照策略,先全面阅卷,梳理了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发现被告人对被害人年龄主观认知存在合理误区、双方系网恋有自愿交往成分等辩护空间。接着,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等,提出被告人主观并非“明知幼女”,降低了主观恶性评价。之后,主动协调被告人家属,让其足额赔偿、真诚道歉,拿到了被害人及家属的书面谅解书。在量刑辩护时,结合各种原则和制度,精准论证可最大限度从轻。
庭审中,余贤龙律师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语言沉稳、重点突出。既尊重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又兼顾被告人教育挽救,平衡各方利益。最终,法院全面采纳了余贤龙律师的核心辩护意见,充分考量被告人对被害人年龄主观认知存在合理误区、双方系网恋关系交往有自愿成分、被告人认罪态度诚恳、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取得谅解等因素,结合累犯从重、情节恶劣、未成年人保护等因素,最终平衡量刑,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采纳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了案件最轻刑罚。
此后,余贤龙律师在多起类似的性侵刑事案件中,都沿用这一精细化辩护策略,为当事人争取到了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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