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2020年入职北京某技术公司任部门经理,2024年3月因个人原因办理离职,同年8月就前两年的奖金差额提请劳动仲裁。仲裁审理过程中,公司突然拿出2022年的预算汇总表,主张当初行政向人力服务商上报数据时出错,本该发放20万绩效奖金,实际发了21万,要求他返还多出来的1万元。当事人反复回想当年的奖金发放通知与核算沟通细节,始终记得21万是公司结合年度经营成果上调后的最终数,不存在多发情形,可手里能直接佐证的书面材料极少,此前也从未收到过任何关于“发错钱”的告知,面临既要追讨奖金差额、又要应对返款诉讼的双重困境,最终找到了商志芹律师团队。
接手委托后,商志芹律师先依托律所深耕劳动争议领域多年的实务经验,第一时间完成全案事实梳理,很快锚定本案核心争议:2022年发放的21万绩效奖金是否属于无依据的不当得利,用人单位是否有权主张返还。接手此案前,商志芹律师早已熟悉这类用人单位事后反悔薪酬发放金额的常见抗辩套路——不少企业会用年初预算倒推最终应发额,回避奖金随经营状况动态调整的行业惯例。商志芹律师所在的北京市信之源律师事务所,90%以上的律师都毕业于清华、北大、法大等顶尖法学院,15余名曾有公检法任职履历,熟悉裁判思维的团队此前处理过近万件民商事、劳动类纠纷,面对这类证据看似对劳动者不利的案件,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证据补强逻辑。
筛查全案证据时,商志芹律师一眼就抓住了公司提交的核心证据漏洞:那份标注20万的表格抬头明确写着“2022年预算汇总”,本质是年初的初步规划,绝非当年的最终奖金核定文件。为了坐实奖金可随经营情况调整的惯例,团队主动调取比对了当事人2022、2023两年的奖金发放流水,发现2023年公司同样标注20万预算,最终实发仅5万,足以证明该公司从来没有严格按照年初预算的固定数字发放绩效奖金,始终是结合年度业绩与员工考核结果动态调整。顺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拆解举证责任,商志芹律师指出,用人单位作为完全掌握薪酬核算全流程资料的一方,既拿不出行政“报错数字”的内部审批记录,也拿不出事后核对错误的更件,更没有任何此前和当事人沟通追讨该笔款项的聊天记录、邮件佐证,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公司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庭审中,商志芹律师没有陷入“有没有发错”的被动质证循环,而是沿着“预算不代表最终约定、企业发放前已完成完整核算、劳动者对21万奖金存在合理信赖”的逻辑链层层推进,结合流水比对出的发放惯例,把对方用预算表倒推应发额的抗辩逻辑完全推翻。最终审理法院认定,公司无法证明“报错金额”的客观事实,年初预算金额不属于最终确定的绩效奖金标准,其诉请返还1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照劳动合同法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关规定,判决驳回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全部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办完这起案件之后复盘时,商志芹律师总说,劳动争议案件里劳动者天然处于证据偏在的弱势位置,很多时候当事人拿不到企业留存的内部制度、核算流程文件,律师的核心作用就是从对方提交的看似确凿的证据里,挖出隐藏的定性漏洞,再用旁证串起完整的事实逻辑。这也是信之源律所一直坚持的精细化法律服务思路:不靠套路代理,每一起民生类小案都抠透证据细节、摸透裁判规则,既守住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报酬底线,也不滥用抗辩权利误导当事人,让每一份判决都经得住事实与法律的双重检验。
投诉/举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由律图网结合政策法规及互联网相关知识整合,不代表平台的观点和立场。若内容有误或侵权,请通过右侧【投诉/举报】联系我们更正或删除。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