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金额与滥用职权事实存疑，律师逐证抗辩获量刑调整

长沙郑波律师在介入这类案件时，会从最基础的阅卷工作开始，逐页梳理所有在案证据，不会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在这起涉及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的案件里，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金额超过三百万元，按照对应的司法解释，已经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范畴，对应的法定刑起点就在十年以上，结合滥用职权罪的指控，给出的数罪并罚量刑建议达到了十二年。接受委托后，长沙刑事辩护律师郑波律师团队全程参与了案件留置陪跑、审查起诉以及一审审判的全流程辩护工作，没有跳过任何一个环节的事实核对。

很多当事人在接触案件的过程中会疑惑，所谓的精细化辩护到底要落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只是笼统地对指控提出异议。郑波律师没有对全案的受贿事实做泛泛的抗辩，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了每一笔被指控的受贿事实上，逐笔比对行贿人的供述内容、当事人的供述，以及所有能印证时间、地点、人物行踪的客观书证。比对过程中，两笔合计六十万元的受贿事实很快进入了视野，行贿人供述的送钱时间和地点，和当事人那段时间的实际行踪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事人有对应的机票、外地宾馆的住宿发票，还有在场的关键证人，可以证明其在行贿人所说的送钱时段，根本不在案涉的省内地域范围内，而行贿人前后多次的供述也存在内容冲突，没有其他有效证据可以补强这两笔事实的关联性。

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产生疑问，找到这样的时间矛盾点，是不是就足够推翻这两笔事实的认定。郑波律师并没有停留在仅指出矛盾的层面，而是针对性申请调取了对应的客观行踪证据，将这些书证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在庭审过程中结合行贿人当庭的交叉询问，把证据链断裂的问题完整呈现出来，让两笔六十万元的指控失去了扎实的证据支撑。法院最终采纳了这部分质证意见，对该六十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原本三百一十点五万元的受贿金额调整为二百五十点五万元，直接从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区间降到了数额巨大对应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区间，从根本上打破了原先量刑建议的档位限制。

在处理受贿罪相关争议的同时，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七起滥用职权事实，同样有不少疑问会逐步浮现，比如行政机关的集体决策行为，能不能直接认定成个人的滥用职权行为。郑波律师逐一核对每一起被指控事实对应的行政决策文件、会议纪要以及办案机关的走访材料，梳理出其中两起指控的核心问题：相关决策并非当事人个人自行决定，而是经过了集体研究的程序，当事人的个人意见只是整个决策流程中的一部分，且决策作出的时候有对应的政策依据和现实考量，并不符合滥用职权罪要求的故意违背职责、滥用职权的构成要件。这些书面材料和对应的梳理意见提交给法庭之后，法院同样采纳了该部分辩护观点，对该两起滥用职权的事实不予认定，原本的七起指控减为五起，进一步压缩了量刑的计算基数。

不少当事人在核心事实认定调整之后，会关心后续的量刑环节还可以从哪些层面进行梳理，进一步匹配调整后的事实得出更合理的结果。郑波律师没有忽略案件中已经存在的各项从宽情节，系统梳理了当事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的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的情节、全部退缴违法所得的悔罪表现等内容，逐一对应相关法律规定，向法庭完整呈现所有可以从轻考量的情节。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宣判后当事人服判未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长沙郑波律师此前有多年一线纸媒财经调查记者的从业经历，后续又在主流媒体、国企、上市公司工作过，具备敏锐的调查能力，在办理这类对证据细节要求极高的职务犯罪案件时，这种对细节的敏感度，恰好能帮助其从大量卷宗材料里捕捉到容易被忽略的信息点。作为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高级合伙人，同时也是第十届湖南省律协刑专委委员，郑波律师始终秉持客户之上、追求专业极致的执业理念，在刑事辩护领域已经办理过多起不起诉、终止侦查的案件，也有十余件缓刑案件的办理经验，这类对每一笔事实、每一份证据逐字逐句核查的工作方式，也贯穿在他所有的案件办理过程中。很多人此前并不清楚，很多时候量刑的重大调整，并非来源于对法律条文的笼统解读，而是藏在每一份书证的时间标注里，藏在每一笔事实的细节核对中，只有把每一个微小的证据瑕疵扎实呈现出来，才能最终推动案件得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