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街头的烧烤摊边,常能听见身边人唠两句自己的糟心事:工地上摔了老板想私了只给三千块,熟人借了十万块连借条都没打,签合同扫一眼名字就落笔,转头被坑得连货款都要不回来。很多人事后拍大腿说当初觉得都是小事,抹不开人情面子,或者觉得“走程序太麻烦”,直到对方翻脸不认人,拿着一堆自己当初随手签的字据找上门,才后知后觉踩进了早就挖好的坑里。
其实这些困局从来都不是某一天突然砸到头上的,都是温水煮青蛙似的慢慢攒出来的:借出钱的时候想着都是相识多年的老伙计,打借条太生分,转钱的时候连备注都没写;在工地上干了大半年,连个正式合同都没签,出事了老板转头就说这人根本不是自己雇的;受了工伤想着老板答应治就够了,连工伤认定的时限都没在意,拖着拖着就过了期。很多人都是被人情、怕麻烦的心理牵着走,一步步把自己的主动权全交了出去,真到要维权的时候,翻遍手机聊天记录找不出几句能当证据的话,才发现自己早就把路走窄了。不少人还抱着个想当然的念头:“有理走遍天下”,只要自己占理,没证据也能说清楚,可实际上到了法庭上,不认口头只认纸面,你拿不出合规的凭据,占理也很难站得住脚。
之前有个当事人来找到解正军的时候,手里的情况就特别典型:当事人巫师傅在工地做杂工,干活的时候摔了受伤,之前公司这边一直拖着说等伤好了慢慢谈,转头反而先去了法院起诉,说双方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分钱工伤待遇都不想给。巫师傅当时愁得饭都吃不下,自己手里除了几份住院的片子,连个能证明自己在工地上干过活的直接材料都没多少。解正军之前有过多年化工行业的管理经验,之前还带着团队拿过国家实验室认可,早就养成了抠每一个细节、捋全每一条逻辑的习惯,他顺着之前的仲裁文书、提交过的劳动关系认定材料慢慢理,把所有散落的用工痕迹、治疗时间节点全串到了一起,连劳动关系终止的合理时间点都对应着停工留薪的实际情况捋得明明白白。最后法院最终核算出来的工伤待遇总额,比之前仲裁认定的数额还要高出近两万,因为当事人没就仲裁结果起诉,最后按仲裁支持的总额拿到了十三万多的工伤待遇赔偿款。当然也要说清楚,法律服务可以依托专业能力争取有利处理结果,但不能把律师代理当成兜底,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本身无法靠律师完全扭转局面,要是当事人当初连劳动关系认定的时效都错过了,后续再怎么补证据都会难上很多。
干这行见得多了,解正军发现很多凉山本地老乡的认知偏差特别典型:比如借别人钱的时候觉得写借条伤感情,真要不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没借条连立案都要多费不少周折;干工地受了伤第一反应是私了拿点钱了事,根本不知道工伤十级能拿到的待遇远高于老板随手开的万八千块的数;签合同的时候连条款扫都不扫,别人让在哪签字就在哪签,最后稀里糊涂背上不该担的责任。这些偏差全是大家过日子里攒出来的习惯,偏偏在法律层面全是要命的漏洞。
这么多年解正军办了上百件民商事案子,办过二十来件工伤赔偿相关的案件,也给邮储银行凉山分行及其下属各县市支行做了多年的法律顾问,平时除了跟进各类诉讼案件,还要审一百六十多份合同,出合规的法律意见书,这些经验让他看问题的时候总习惯先往前倒三步,不是上来就想着怎么打官司,而是先帮人把之前踩的坑先填上,再把能补的证据一点点捋顺。他给普通老百姓的建议从来都不是空泛的“遇事找律师”,而是平时不管干什么留个心眼:往外借钱哪怕再好的关系,转账备注写清楚是借款,哪怕不打完整借条,也得让对方发个文字确认下金额和还款时间;在工地上干活,平时工牌、打卡记录、领工资的凭证都别随便删,真出了事这些都是最管用的凭据;要是真遇到纠纷了别拖着,别等对方把所有证据都补完了,自己才慌慌张张找过来。
平时除了办案子,解正军总抽时间去参加各类民商事相关的法律专题培训,空下来就参与法律援助,不管案子标的大小都耐着性子给来咨询的人把道理讲透,每年清明前后的周末,他还会抽时间去西昌烈士陵园做志愿的描金描红公益活动。作为四川大学法律专业出身的四川鼎仁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他办案子一直习惯从细节抠起,优先站在当事人的实际处境里考虑问题,不玩花里胡哨的术语,把每一步怎么做都掰扯得明明白白,尽可能帮大家把该拿的权益落到实处,凉山本地有相关法律问题的,都可以到西昌市大石板路东段3号检测苑五楼找他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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