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骗领养老保险金的共犯认定与缓刑适用裁判规则

案涉行为人系本地事业单位在岗职工，早年接受熟人请托，违规采用冒用案外第三人身份信息的方式，协助办理户口迁移、二代身份证及职工社保参保手续，为请托人违规取得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资格提供关键便利。后续请托人依托该违规参保身份，连续六年骗领国家养老保险金七万余元，行为人在此过程中收取请托人转款六万四千余元，其中一万三千元为其提供协助的手续费用。案发后行为人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案，如实供述全部协作过程，公诉机关以诈骗罪共犯提起公诉，综合涉案金额认定属“数额巨大”区间，提出有期徒刑一至二年的量刑建议。

案件核心争议集中于三点：一是行为人作为共犯的行为地位如何界定，是否属于起决定性作用的主犯；二是行为人提出的已将全部手续费转交案外人事宜无直接书证支撑，该事实抗辩的举证边界如何划定；三是结合其公职身份、过往一贯表现，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核心要件。这类协助型侵财类共犯的量刑裁量，既要兼顾对国家社保基金安全的司法保护导向，也要精准区分主动实行行为与辅助协助行为的过错层级，避免罪责刑不相适应。

承办过程中，龚彬律师依托四川品贤律师事务所本地深耕的执业积累，结合自身多年刑事辩护领域的办案经验，始终坚持“无证据、不主张”的办案准则，对全案在卷材料按“时间线+法律关系+争议焦点”三维度完成系统化梳理：先将行为人从接受请托、协助办理手续到后续配合调查的全流程节点逐一对应到案证据，确认其未参与后续社保金申领、分配的任何环节，仅在整个诈骗链条中提供前置性辅助条件。针对行为人无法提交手续费用转交证据的客观情况，龚彬律师没有强行做事实抗辩，转而调整论证方向，将辩护核心锚定在行为从属性上。依托律所标准化的办案流程，从接案初始就同步对接行为人所在单位，沟通协调帮教相关配套材料，同步梳理本地近年同类协助诈骗行为的类案裁判规则，专门制作争议焦点对照表与类案检索报告，把抽象的法律适用标准转化为可视化的庭审呈现材料，脱稿完成核心辩护意见表达，直击裁判核心关切。

法院经审理后最终采纳辩护方关于行为人系从犯的核心辩护意见，认定其在共同诈骗犯罪中仅起辅助作用，加之主动到案构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主观恶性较低，所在单位已出具正式帮教意见，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对所在社区产生重大不良影响，最终依法判决行为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同时对其违法所得一万三千元予以追缴。公诉机关的免予刑事处罚量刑辩护意见未被采纳的原因，也经裁判文书明确释明：涉案诈骗金额属“数额巨大”区间，整体犯罪情节不符合犯罪情节轻微的认定标准，不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该裁判结论完全契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刑法原则。

从该案可以提炼出本地同类案件的通用裁判规则：在侵财型共同犯罪中，仅提供辅助性便利条件、未参与事后赃款分配的行为人，应当依法认定为从犯；行为人经办案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数额巨大的诈骗类案件中，若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无再犯风险且具备有效帮教条件，即便不符合免予刑事处罚标准，也具备缓刑适用的充足空间。龚彬律师扎根营山本地执业多年，熟稔本地司法裁判口径与公检法办案逻辑，这类精细化的辩护策略落地，既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兼顾了司法裁判的尺度统一，契合刑事辩护的专业价值内核。